摘要：我國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增長導致勞動力供給增加并不斷向工業等產業轉移，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業部門的總產值及其增長率保持大幅增加。改革開放之后，第五個五年計劃到第八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總產值增長幅度都在 50%左右，特別是“六五”計劃到“七五”計劃增幅為146.2%，“七五”計劃到“八五”計劃的增幅為284.11%。與此相聯系，外資規模和貿易出口額也不斷擴大。但這些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我們是要借助工業部門總產值與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來說明這些數值增加的背后隱藏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能我們源耗費過快過多，危及我國能源安全。

　　關鍵詞：勞動資源,能源安全,資源管理

　　資源稟賦及其生產能力對于工業經濟和國民經濟的增長來說，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但凡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資源的詛咒”，便說明了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限制作用，資源豐裕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往往慢于資源貧乏的經濟體(徐康寧、王劍,2006)。這一命題給予我國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啟示是，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也可能是一種“資源的陷阱”。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勞動力資源優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趨于降低，而技術創新在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趨于不斷提高。所以，撇開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研究這一比較優勢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中國能源安全的負面影響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的結果之一，就是對能源的消耗不斷增大，能源供給彈性空間不斷縮小。為了簡捷方便，我們僅在表2中列出能源生產總量和消費總量以及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三大能源子項目的生產和消費的比例。十個五年計劃中，除了“二五”計劃外，我國的能源生產總量和消費總量均在穩步增長，但能源的消費彈性系數呈遞減趨勢，“六五”期間，能源消費的彈性系數為0.51，但到了“八五”期間變為0.18，能源消費的彈性系數降低了2/3。這充分說明能源消費增長率對GDP的增長率變動的影響程度取決于GDP增長率對能源消費增長率變動的敏感程度在降低，能源消費率增長的百分比高于GDP增長率的百分比，能源消費不合理凸現。

　　中國有句古話說得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古話的哲理寓意深刻，如果用這句古話來詮釋我國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話，那么，今天的比較優勢在未來就轉化為比較劣勢。現如今，我們利用勞動力資源這一比較優勢，通過國家的優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國外資金，外資經濟、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形成三駕馬車，并駕齊驅，使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9%以上，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國制造”幾乎遍布世界各地，中國日漸成為“世界工廠”，從而將因戶籍制度而依附于土地的剩余勞動力晰出，中國的隱性失業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崗位達240萬個(朱之鑫，2004);同時，增加了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的收入，1983年農民家庭純收入為310元人民幣，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比1978年增長近一倍(1978年僅為134元人民幣)，而到了1993年增長為 921.62元人民幣。僅就中國經濟增長來說，勞動力資源作為比較優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這僅是勞動力資源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從長遠角度考慮，勞動力資源優勢將中國鑄造成“世界工廠”，也是未來利益的受損者，因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單單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有效就業和經濟增長，而且意味著對中國有限能源的巨大消耗，必然危及中國的能源安全。加之利益的驅使和“條塊結合”的體制，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往往不惜一切代價，或造成資源的過度開發從而影響生態環境，或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甚至浪費。

　　本文在承認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對推動中國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的同時，擬從未來的視角，而非現實的利益對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與能源安全的關系進行研究，其邏輯結構為：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吸引外資，變中國為“世界工廠”，從而使中國能源過度消耗，著眼未來，實施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反思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和“世界工廠”，實行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制定相應的能源倡議，置中國的未來能源于安全之中。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并成為中國近30年經濟增長中最為重要的要素稟賦。在勞動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中，尤為具有代表性的是比較優勢理論。所謂比較優勢，通稱是指一個國家較之其他國家在特定商品的生產上比其他商品的生產相對地更有效率，也即具有較小的生產成本。亞當·斯密在1776年寫的《國富論》中曾多次討論比較優勢。1817年，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系統提出比較優勢原理，其基本觀點包括：在兩國生產兩種商品的情形下，其中一國在兩種商品上均占絕對優勢，另一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均處于絕對劣勢，則優勢國可以專門生產優勢較大的那種商品，劣勢國可以專門生產劣勢較小的那種商品，通過專業化分工和國際交換，雙方仍能從中獲益。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原理包含一系列假定條件(黃輝，2001)，如國際經濟是靜態經濟、邊際成本不變等。主張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的國內學者，大多是從勞動力要素稟賦對就業、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層面來分析問題的(呂政，2001;徐曉玲,2004)。但也有不少學者研究發現，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具有嚴格的產業和能源限制(許經勇，2005;陳慶修,2003)，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密集性和能耗較小的產業或領域。如果不講產業和能源等約束條件，濫用勞動力資源，就可能陷入“資源的陷阱”：其一，低工資陷阱。有資料顯示，我國工人工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不說，與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制造業工人周平均工資是最低的，與韓國的比值為1∶8.12。低工資成本造成廉價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會遭遇兩種情況，一種是產品具有競爭力，市場份額在同類產品中有明顯優勢，另一種是遭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反傾銷。近幾年東南沿海一些發達地區的“民工荒”(錢鳳娟、王曉娣，2005;劉湘國，2006)，則說明人口紅利隨著未來人口結構進一步的變化和相關政策的調整終究是要消失的，為此，“避免經濟增長源泉耗竭現象的出現，需要一個國家在仍然享受人口紅利的同時，借助這種人口紅利，創造出持久性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勞動者素質對于經濟持續增長有著特殊的重要性”(蔡昉、杜陽、王美艷，2005)。其二，高就業陷阱。目前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被制造業所吸收，其表面和現實的利益是就業機會不斷增多，但如果不提升勞動力自身的技術含量及綜合素質的話，廉價勞動力在未來科技不斷創新的信息社會里注定是沒有光明前景的，眾多廉價勞動力必然隨著制造業的技術進步而大量減少，從而涌向社會，造成就業壓力增大和貧富分化擴大，最終危及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實際上是世界分工格局和產業結構轉換的結果，發達國家利用FDI，借助于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能源，將那些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生產充滿危險的產業或生產過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獲取更高的利潤(代謙、別朝霞，2006)。積極吸收和利用FDI，大力發展制造業，是中國進入工業化的一個顯著標志，而工業經濟相對于農業經濟來說，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生產效率高，二是能源消耗大。1990年至今，我國經濟對主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已從5%上升至50%(劉偉，2006)，我國的能源彈性系數，也即能源消耗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1991-2000年為0.2，而 2001-2004年為1.29，2004年則高達1.6。根據中國科學院最近完成的《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報告》預測，到本世紀下半葉也就是2080年中國將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照此計算，我國人均收入將達8000美元，人口—車輛比率將從1998年的125大幅提高(傅慶云等,2004a)，僅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從2000年的大約30%增加到2010年的60%和 2030年的80%(傅慶云等,2004b)。這種嚴重依賴程度，不可避免地對經濟運行，甚至政治、軍事、外交等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王濤,3005)。能源如此重要，不僅提示我國政府要加大新能源開發的投資力度，保持一個長效機制，而且警示我們要節能，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關系。

　　我國的人口和經濟都保持較快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雖然由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現下降，如第三個五計劃期間年均自然增長率為26.21%，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均自然增長率下降到18.04%，下降了8個百分點。但人口總量仍在持續增長，2005年突破13億。

　　人口數量的絕對增加，使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呈絕對增加的趨勢，特別是從第五個五年計劃的6714萬人增加到第六個五年計劃的8349萬人，增長率為近25%，從第七個五年計劃的9697萬人增加到第八個五計劃的15655萬人，增長率超過了60%，這四個五年計劃中，工業部門勞動力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率，與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密切相關。這也印證了有學者關于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的觀點。當然，要說明的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因自然災害和政治等因素，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出現減少的狀況。

　　我國能源結構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生產總量而言，原煤遞減，原油、天然氣遞增。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至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原油、天然氣的生產總量與消費總量基本持平，表明我國的能源自給率較高，2004年為94%。但是，經濟發展的許多指標顯示，我國的能源自給率有不斷降低的趨勢。從消費總量來看，2004年，石油消費總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22.7%,而生產總量只占整個能源生產總量的13.5%，兩者之比為近2∶1;天然氣消費總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7.0%，而生產總量只占整個能源生產總量的3.0%，兩者之比超過2∶1。按此消費總量與生產總量之比，我國將面臨巨大的能源壓力。更何況在未來30年里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一個高速增長期。此外，我國科學技術水平較低，能源利用效率較低。2003年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單位能源生產的GDP(國際元/千克標準油)，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為3.5，2000年為4.5，而同期中國的水平分別為1.7和4.1，雖然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縮小，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資源的詛咒”命題，說明資源豐裕的國家和地區把自然資源當作經濟發展的唯一要素，而忽略了對其它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的開發。同樣道理，如果僅把勞動力資源作為比較優勢，而不著眼于勞動力資源的開發，轉變為人才資源，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實際上是“資源的陷阱”。提出這一問題的目的，是在充分考慮具體國情和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條件下，如何兼顧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與未來的能源安全問題。僅僅依靠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實質上是把勞動力置于依附外資的條件之下，這不僅不利于國家的能源安全，也不利于緩解就業壓力。當務之急，是將勞動力資源轉變為人才資本。人才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遠大于勞動力資源的貢獻率，這已為許多學者所證實。所以，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職責是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加強對勞動力的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將一般勞動力轉化為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術工人，從而提升我國生產力的整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