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對主權貨幣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無論是貴金屬時代還是信用貨幣時代，主權貨幣成為國際本位貨幣都會面臨“特里芬兩難”的矛盾，這種內生制度矛盾是由主權貨幣的本幣屬性與充當國際本位幣的公共屬性不一致所導致的。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分析表明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決定了貨幣源自商品，而缺乏價值的信用貨幣國際化必須建立在本國較強的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實力基礎之上，通過國家信用的“背書”才能在世界市場行使貨幣職能，這也是信用貨幣充當國際本位幣在機制設計上所固有的內在缺陷。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應立足在國際市場上的計價、支付和結算功能，淡化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功能，并結合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以及我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實施切實可行的人民幣國際化倡議路徑。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國際化;特里芬兩難;主權信用貨幣;國際貨幣體系
作者：田濤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有了深刻認識。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人民幣國際化在順應市場需求的條件下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卻未能取得與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對等的國際地位[1]。人民幣國際化既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針對現階段美國主導的、以美元霸權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弊端的一種理性反應和“次優”選擇[2]，也是中國對外金融開放和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內容。然而，從人民幣國際化實踐進程來看，人民幣國際化的表現與人民幣匯率走向息息相關[3]。在人民幣持續升值時期，人民幣國際化水平顯著提高;在人民幣貶值時期，資本外逃加劇，人民幣國際化進展緩慢。另外，有研究者提出人民幣國際化是以政府推動為主，屬于有管理的人民幣國際化[4]，而沒有遵循傳統的市場需求導向的主權貨幣國際化進程。因此，如何結合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新背景以及世界經濟、國際金融形勢的新變化，減少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的阻力，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人民幣國際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主權貨幣國際化與“特里芬兩難”
伴隨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在持續向前邁進。2009年7月中國在上海、廣州等5個沿海城市啟動人民幣跨境貿易的試點，并在2010年將跨境貿易試點擴大至境內20個省、市、自治區，同時明確跨境貨物與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實行人民幣結算。另外，阿根廷、伊朗、巴西以及俄羅斯等部分國家(或地區)開始嘗試將部分進出口貿易采用人民幣來進行結算，進一步擴大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隨著中國持續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主動向世界開放本國市場以及在歷次危機中所體現的大國擔當，不斷有國家或地區與中國開展貨幣金融合作。截至2019年，中國已與40多個國家(地區)簽署了總金額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的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資產在全球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占比不斷上升(圖1)，人民幣國際信譽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進一步加快。
然而，任何一種主權貨幣在充當國際本位貨幣以后，其貨幣發行的本幣屬性與充當國際本位貨幣公共屬性的內在矛盾，會隨著主權貨幣被國際社會接受程度的增加而不斷激化。如果主權貨幣發行量太少，就制約了其作為世界計價貨幣、結算手段和國際儲備的功能的發揮，導致國際流動性不足。如果主權貨幣發行量太多，容易造成流動性過剩，產生貨幣貶值風險。梳理國際貨幣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無論是貴金屬本位時代還是信用貨幣時代，主權貨幣成為國際本位貨幣以后都會面臨“特里芬兩難”的矛盾，而主權貨幣國際地位的變化往往會隨著發行國綜合實力的變化而不斷更替[3]，不斷推動國際體系結構發生新變化。
在貴金屬本位制時代，黃金以其良好的穩定性而一度成為各國貨幣發行的商品錨，但是技術進步導致的工業革命使得全球經濟增速遠高于黃金產量的供給速度，使得通貨緊縮成為當時采用金本位制各國所普遍發生的現象。工業革命和繁榮發達的海外貿易使得英國迅速崛起，并讓英鎊順利取代黃金成為國際本位貨幣。然而，國際本位貨幣的更替并未消除“特里芬兩難”的矛盾。英國只是通過其強大經濟實力給英鎊國際化“背書”，暫時緩解了英鎊充當國際本位幣的“特里芬兩難”矛盾。隨著美、德兩經濟總量超越英國，20世紀初英鎊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特里芬兩難”所累積的矛盾終于爆發，英鎊作為唯一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被終結。1932年以美國為首的金本位國家選擇美元為國際本位，與英鎊掛鉤的國家則形成了英鎊區，歐洲中部和東部國家組成了以德國為首的外匯管制區，一分為三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開始形成，直至二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重構。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兼具主權貨幣和世界貨幣雙重角色。作為主權貨幣，美國可以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來調節美元供給;但是，作為世界貨幣，美元又需要加強其貨幣政策的約束，以使美元發行量與美國黃金儲備相匹配。所以，美元的全球流通在此機制下受到美國國內黃金儲備存量的制約，影響了美元國際計價、交易、支付和儲備功能的發揮。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進入浮動匯率時代，美國依靠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以及精心構建的石油等大宗商品結算體系、銀行間金融通信網絡系統和美元支付清算系統等，保障了美元充當世界本位貨幣的角色。
由于美元發行量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不再受到國內黃金儲備的約束，美元的發行有了更大自由，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成了美國轉移國內危機、打壓他國和掠奪他國財富的工具。美國每一次貨幣政策調整，其他國家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和影響。當國內經濟和金融陷入困境時，美國通常會選擇采取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將發展中國家陷入兩難境地。由于全球超過60%的外匯儲備和40%的商品都采用美元計價和結算，為了便利化對外貿易、增加債務清償能力，各國都必須保留適度規模的美元儲備，而美元儲備越多，美元貶值所導致的各國儲備損失越大。美元所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在本質上是由美元的雙重角色所決定的，也是任何一種主權貨幣在充當本位貨幣以后所必然面臨的難題。就中國來說，中國外匯儲備最高時的規模一度接近4萬億美元，約占世界外匯儲備的1/3。美國不顧他國利益，通過交替使用強勢美元和弱勢美元的策略來解決其國內經濟問題，給我國外匯儲備安全帶來巨大風險。不僅如此，美元貶值還會推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刺激熱線快速進入我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加大我國資產泡沫壓力，增大我國輸入型通脹壓力，給我國經濟帶來巨大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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