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現代主義將檔案的表象與內容剝離開來，開始關注檔案文本的價值及其隱含的偏見，也為空間敘事在檔案與記憶之間賦予了存在的意義。文章介紹了檔案選擇空間敘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在此基礎上，通過空間敘事，檔案可以在歷史記憶構建過程中，分別用于價值的傳遞、社會關系的建構和權力的隱喻。另外，在選擇空間敘事時，還需要注意對真實性與可用性、情感與知識、時間與空間等關系的把握。

　　關鍵詞：檔案;歷史記憶;空間敘事;后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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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60—70年代，在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下，很多歷史學家拋棄了代表主流話語的宏大敘事，對歷史編纂學的“真相”產生懷疑，與之相關的檔案也被迫裹挾其中，受到了來自文化批判學的質疑，歸檔開始被視為定義生活的創造性中介[1]，參與到對歷史的解釋和對記憶的構建過程中。這種對歷史的“解釋”和對記憶的“構建”即本文所研究的敘事。檔案與歷史學、社會學之間日益緊密的關系，促使檔案形成可串聯記憶的邏輯線索，以便對記憶進行客觀、準確的重構與解釋。文章試圖分析空間敘事對于檔案參與歷史記憶構建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而提出檔案選擇空間敘事的應用場景和需要注意的問題。

　　1敘事的涵義、對檔案的意義及影響

　　1.1相關概念界定

　　談到檔案參與歷史記憶構建的敘事，離不開“歷史”“記憶”和“敘事”三個核心概念。“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區別是后現代主義學者頗為爭議的一個問題，而“敘事”則是當前國內檔案學界很少提到的一個詞。筆者在中國知網以“檔案+敘事”為組合關鍵詞，僅檢索到了22篇文獻，其中15篇都是關于檔案展覽或檔案類電視節目，其所定義的“敘事”與本文的研究對象明顯不同，而余下的7篇則與“檔案多元論”[2]“檔案與后現代主義”[3]“檔案與社會記憶”[4]等主題有關，與本文的研究背景相契合。反觀國外檔案學界，對敘事則更為關注，尤其以Carolyn Heald[5]、Eric Ketelaar[6]和Terry Cook[7]等知名后現代主義檔案學家為代表，對檔案與歷史敘事進行了重點分析與研究。

　　(1)敘事

　　Carolyn Heald、Eric Ketelaar和Terry Cook等國外檔案學者所探討的“敘事(Narrative)”，主要指以文字或口頭、靜態或動態的畫面等形式，對真實或虛構的組合性事件進行再現[8]。本文所研究的敘事是基于歷史學語境的敘事，是對歷史記憶發生、發展和現實攝義的重構。歷史敘事的對象是現實世界中發生過的或者是歷史文獻中所記載的真實發生過的事件，而語言符號對所描述對象的建構關系導致同一組事件的歷史敘事可以有多種形式，從而形成多種敘事文本[9]，傳遞出不同的價值觀念。

　　(2)歷史與歷史記憶

　　后現代主義對真相概念根基的質疑，從認識論層面動搖了歷史編纂學的發展。由此，隨著權力愈加被感知到，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區分更加明顯。筆者認為，歷史是已然發生的真實，歷史記憶是人們所感知到的真實，在歷史與歷史記憶之間，存在著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建構層，置身其中的敘事包含了共同體的利益需求與時空觀念。它通過遺忘與記憶的主觀性選擇，實現對客觀歷史的邏輯性推演。這一過程映射的是對不同歷史話語權的解構與建構，帶來了不同群體認同和價值觀的建立與瓦解。

　　1.2敘事對檔案學的意義

　　在檔案學領域，Cook主張歷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歷史時期，還要提供特定的歷史敘事手法來研究檔案等原始材料。檔案學者本來無需考慮敘事和社會情境(Context)，但是后現代主義迫使檔案學突破原先的邊界，拓展社會情境的寬度和解釋的意義，通過敘事重構的表象(Representation)不再理所當然地等同于檔案的內容[10]，這就為符號學和解釋學提供了研究空間。隨著社會學的引入，主流話語權受到的質疑導致檔案信息被進一步打散，檔案社會化被解釋為“一系列精神的、編碼的、社會情境化的重要象征符號”[11]，檔案參與歷史記憶建構的過程，就是敘事通過對符號的重組使得歷史被人們感知的過程。

　　1.3敘事轉變對檔案的影響

　　后現代主義的觀點之一即交流是基于對符號的解釋，強調了符號在主體和客體間所發揮的作用。這意味著表象變得與符號所承載的內容平等，至少不會比內容本身還要重要。由此，用于表象的符號學[12]開始取代了宏大敘事[13]之前的地位。后現代主義學者Jean-Francois Lyotard認為，宏大敘事已經無法代表當前對歷史的理解，尤其是當與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14]相結合進行歷史研究時。[15]從本質上來看，相較基于偶然關系的歷史范式，后現代主義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歷史敘事，即歷史敘事中的偶然關系被認為是結構化的，而非本質上就是真實的，解釋則被認為是需要被理解且可以創造意義的。歷史學的這一發展趨勢，也將文化能動性和檔案工作者的主觀性解釋，也就是敘事引入了檔案學研究中。

　　基于不同的敘事邏輯，筆者將敘事分為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時間敘事是基于時間維度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宏觀審視，遵循的是政治學邏輯，代表的是主流與官方的話語權，是宏大敘事的局部體現;空間敘事是基于空間維度對日常社會生活的微觀觀察，遵循的是文化學邏輯，代表的是主流與少數的綜合性對話，具體參見表1。對比兩者，時間維度是一種歷時態的敘事序列，對歷史記憶的選擇性具象化，就會導致人們只能看到歷史的局部。空間維度是一種共時態的敘事體系，主張深入日常社會生活的細節，是總體性文化因素在特定記憶結構中得到釋放而形成的[16]。從線性敘事到空間敘事的轉移是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結果，正如Lyotard曾反復強調“后現代主義就是對宏大敘事的批判”[17]。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從線性敘事向空間敘事的轉變，實際上是政治性與文化性的博弈，受此影響，檔案工作者被賦予的公共權力開始從政治向文化轉型。Cook認為，當前檔案工作者通過復制(空間)敘事和創造語境參與社會意義的創造過程。對敘事的復制不同于對證據的保護，在復制敘事的過程中，盡管對證據的保護仍來自于法律和政治需求(宏大敘事)，但是敘事已經被視為一種文化授權，參與敘事的檔案工作者自然也發生了轉變[18]。MacNeil建議檔案工作者更應該爭取獲得偏向文化的公共權力，通過對結構、功能和完成度的分析，從而更好地描述和鑒定檔案與文件[19]。Brothman認為，當前信息管理者和檔案管理者之間的差別正在變得越來越不易察覺，這種變化對于檔案的文化性來說是致命的，而喪失文化性就喪失了檔案的活力。他強調“對于檔案工作者而言，放棄文化性與自我批判就相當于失職”[20]。

　　2檔案選擇空間敘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2.1必要性

　　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記憶的共時性和檔案的文化性開始成為社會學和文化學領域的新話題，時間敘事不再是主導敘事。空間敘事雖然并非檔案可以選擇的唯一思路，但卻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檔案在參與記憶構建時對歷史真相的理解與追求。檔案在不參與記憶構建時，只是對特定時代歷史的描述，甚至不需要借助任何敘事方法，客觀性與真實性就可得到保障。但是在參與記憶構建后，需要對記憶進行復原，此時，其真實性與客觀性就存在于廣泛的社會關系和時代背景中。空間敘事是達成真實性與客觀性的最優選擇，因為時間敘事的線性維度從本質上就否認了記憶主體多元這一理論。

　　二是空間可作為檔案建構空間敘事、承載記憶的絕佳容器。空間本身就和記憶密不可分，人的很多回憶也都帶有場景性和畫面感。Georg Simmel認為，在記憶里，與時間相比，空間具有更強的聯系與結合的力量，因為本質上人們更容易接觸的是空間[21]。檔案是各項歷史活動的文本記錄，形成于空間結構，是一種物質性的語言，因此，利用敘事進行重述時，空間是較為合適的框架，檔案所記錄的多元化內容也更有發揮的余地。

　　三是空間敘事有助于檔案構建更加完整、有機的記憶。記憶構建要求借助信息載體，以呈現特定時期內社會關系和文化結構的完整性與有機性。檔案不僅與形成者有關，還會受到當時社會公共空間的影響。因此，檔案在構建歷史記憶時，其“有用性”會與歷史社會空間之間建立微妙且緊密的聯系，此時，空間敘事就成為檔案維系與社會空間關系的唯一方式。

　　2.2可行性

　　新技術為空間敘事在檔案領域的應用提供了助力，數字人文則為其提供了應用范式與具體思路。

　　在新技術方面，VR、AR、MR和3D等技術所呈現的多維空間信息產品，必然促使對檔案內容的深度挖掘與大規模數字化。譬如，為了構建某個歷史時期的港口通商場景，除了關鍵歷史人物之外，還需要關注到平民的衣著和行動、場景內的房屋和城墻結構等，同時出現的所有人物之間需要構建基本社會關系，這些信息都需要以深度挖掘檔案內容作為支撐。雖然技術的初衷可能并非是對記憶的社會性與結構性的關注，但是，人們對“空間更適合觸發記憶”的本能使得空間敘事成為記憶附帶的產物，開始應用于檔案學領域。

　　在數字人文方面，數字人文極大地影響了檔案編纂活動，它不是對傳統編纂活動的否定，而是一種能力的延伸與工具的升級。檔案文本無法基于內在聯系自然交互在一起，需要借助科學的思路與規律對其進行有邏輯性的組織，而數字人文不僅指導檔案資源進行信息結構、導航策略和媒介分層等具體實踐性操作，還可以引導檔案工作者將嚴謹的敘事模式與精細化的數字美學相結合，更加關注文字的符號化表達、概念的圖像化表達和敘事的美學體驗。

　　3檔案選擇空間敘事的應用場景

　　3.1用于價值的傳遞

　　談及檔案的敘事思路，重點不在于檔案是如何通過敘事解釋和呈現信息的，其控制敘事的目的性與權威性才是敘事的本質，也就是說敘事背后所隱含的實則為社會記憶的話語權問題。當檔案被建構成歷史事實時，潛藏著敘事者的意識和觀念，選擇怎樣的檔案材料、敘事模式與敘述語言，直接關系到重塑歷史記憶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