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自由主義是一種支持個人財產和契約自由權利的意識形態。經濟自由主義主張限制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的操控，讓市場機制發揮調節資源的作用。經濟自由主義包括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文章發表在《中國教育學刊》上，是中級經濟師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經濟自由主義,中國奇跡,經濟學家
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發展于啟蒙時代，亞當·斯密被視為第一個闡述此思想的學者。他主張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降至最低，但他也不反對由國家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財產。
一、對中國經濟的3個假定。
2000年年初的時候，《南方周末》的記者采訪我，問我今后十年中國會是什么情況。我對預測一直采取謹慎的態度。人類社會和經濟系統很復雜，人類的理性不能完全把握，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預測。但是我還是做了一個預測。有個非常簡單的方法讓我避免錯誤，就是做假定或限定。
關鍵有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個是土地問題。我們今天經常看到報道，說有一些農民，或者土地所有者，不堪強拆，以自焚抗議。肯定還有很多沒有報道的、我們沒有看到的事件。據于建嶸2005年的估計，大概是2003年、2004年的數字，中國因為政府征地的失地農民有6000多萬，到現在我相信已經超過1億以上。
而且他估計，其中60%的境況惡化了。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的嚴重性遠遠被我們的傳媒和社會低估了。它造成的問題是破壞了我們的產權制度。你住的房子，突然有一天推土機開到你們家門口，你不知道為什么要推倒這個房子。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壟斷國企的不斷擴張。這種擴張具有正反饋性質。什么意思呢?是因為這些企業一方面利用公權力，另外一方面也以營利性企業的面目出現在市場，他們由此獲得了上萬億的不該得的利益。由這樣一種巨大利益的驅使，又使他們進一步地重復這樣一種操作，就是利用公權力獲得更大權力，在市場上獲得豐厚的巨額利潤。
它不但顛覆了公有產權的性質，同時也否定了政府權力的公共性質，把我們的全體國民所擁有的國有資產變成了少數人能實際支配和享有的財富。大家知道，我們的國有企業從1994年到現在利潤一直是在增長的，但利潤如何分配和使用，我們卻不能直接去監督，在國資委的網站上也沒有公開的財務報表，讓我們全體國民去監督。
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也不多講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涉及到政治經濟學和憲政經濟學的分析。我主要想講從經濟學角度怎么去看這樣的問題。近些年來我也發現了一些“理論”，這些理論有的人也冠以“經濟學”的名稱，他們用來解釋這樣的一種現象。歸根到底這些觀念有一個論點，即中國模式的優點是政府干預得更多。
二、經濟自由主義與“中國奇跡”。
當然中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奇跡”
的真正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其實就是一些常識，這些常識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是我們經濟學的真諦，是我們經濟學的傳統，所以這個道理不是很復雜的。這個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包括兩點：一點是市場秩序，就是所有經濟個體之間的自由自愿的交易規則。
有人說中國的政府干預的程度要比美國高，這是中國優于美國的地方，認為中國這些年經濟發展速度比美國更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國的政府干預更重造成的。這是非常荒誕的。我們要從制度變動的角度去看經濟增長。最明顯的事實是，我國在1978年的時候，政府干預是百分之百，所有的企業幾乎都是國有企業，政府控制了經濟的各個方面。
再進一步說，我們現在要強調的是一種觀念，一種哲學態度，這對于我們學經濟學的學生來講非常重要。我經常說，如果你把教科書中的數學公式全背下來，你頂多只學會了經濟學的一半;但是如果你知道經濟學的基本精神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精神，即使你沒有背一個數學公式，你也基本上懂了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的核心的內容，最關鍵的內容。那么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哲學態度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人類的經濟系統是一個復雜系統，我們人類的理性不能完全搞明白，我們經常會非常恍惚。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一點，就是當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我們就不做。這就是經濟自由主義，這就是自然秩序哲學的一種態度。就像我們在自然界中的態度一樣。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我們并不知道，地球怎樣運轉，但四季照樣變換，動物和植物照樣生長。
三、經濟學家能做什么?
當然，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既然我們論證了經濟自由主義是對的，即每一個經濟人、理性人可以作出正確選擇，這些無數分散的選擇最后能合成一個最佳的社會制度。那么結果是什么?就是經濟學家就沒有用了。既然所有的理性的經濟人分散作出選擇的結果是個好的結果，我們還能干嘛呢?除了堅持一種哲學觀念，經濟學家還能做什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其實我在十幾年前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覺得現在還要重復提這樣的問題。答案是，經濟學家還是有用的，他們至少還可以做下面的事情。
第一個方面是，還是有很多人懷疑經濟自由主義的這種主張，無論由于不尊重經濟體系所展現的那種自然秩序，人類社會出現過多少災難。他們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理性思考是更好的，甚至想當然地認為某些好像是善的舉措是好的，結果帶來災難性的結果。盡管這樣的事情成千上萬，盡管中國經歷了相當長的計劃經濟的階段，而我們中國人，即使年輕一代可能沒有經歷過，但是他們的父母輩都是經歷過的。
如果沒有經濟學家，如果沒有文化精英記錄下來，提煉出來，作為歷史教訓，不斷地說、反復地說。我們這個社會還會不時地出現一些聲音，認為市場經濟不好，計劃經濟好。所以，正是因為有反對自由經濟主義的人存在，經濟學家的存在才有價值。
我原來認為，這樣的話不需要重復。我在山東大學給博士生提建議的時候，我老說你不要說市場怎么有效率，因為這已經被千萬次地證明了的，你要去發現市場在什么地方失靈了。但是現在我想說，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群體，作為對社會負有責任的這樣一個知識群體，他們需要不斷地重復市場原則。雖然這種重復從理論創新的角度看是沒有新意的，但確實有社會意義。
所以這是一個很巧妙的安排。有些看來是所謂市場失靈的地方，其實并不失靈。還有一些例子。比如像過去有個說法，說我們過去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工農業剪刀差是為了推進工業化。我們山東大學有一個博士做的論文，批駁了這種觀點。
第四點就是我們還是要推進制度創新，提出制度創新的方案。比如由科斯定理所導出的污染權交易，用來替代“庇古稅”，實際上是把過去政府做的事情交給市場來做。再比如在近些年來，在公用事業中出現的公私合作模式。再有一點就是探究非市場亦非政府的制度安排。既然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但不一定市場失靈的部分一定要由政府介入和干預，還有其他的非市場、也非政府的這樣一些制度安排，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比如家庭、宗教、文化傳統等。
再有一點，就是我們還需要探究制度安排，其實這是一個比市場失靈更大的話題。它還包括了公共選擇方面投票悖論問題。這個時候，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失靈。但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去面對，需要去處理。我們不能說個人主義方法論不適用的地方，我們就無所作為，或者我們就不能應對。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首先是要想，不同的文化意味著不同的規則，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沖突就是規則的沖突。我們要去辨析和思考，去發現它們之間是不是可以兼容、融合和整合。而人類的歷史，確實就是一個不同地域的小文化，經過不斷地互動，實現了兼容、融合和整合的過程。文化不斷地整合，所覆蓋的范圍也越來越大，自由交易的范圍也就越來越大，就可能導致人類社會在一個非常大的范圍內，個體之間能夠自由交易，能夠更進一步的推進經濟自由主義適用的范圍。
經濟職稱期刊論文投稿推薦：《中國教育學刊》創刊于1980年，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中國教育學會主辦，面向基礎教育的綜合性學術刊物。本刊為月刊，主編：顧明遠。國內統一刊號：CN11-2606/G4，國際刊號：ISSN1002-4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