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運用新歷史主義核心概念“表述”的相關理論，對歷史文本《普利茅斯開發史》《英國人的新迦南》以及霍桑的短篇小說《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關于“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事件的“表述”進行分析，探討涉及同一歷史事件的三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和聯系，闡明文字并不是一個透明的載體，可以重現一個作為完整的、真正的過去和物質性存在的歷史;檔案、史學家的歷史專著并不是對客觀存在的忠實記錄，它們所宣稱的真實只是一種權力話語建構的文本真實。無論是作為美國拓荒時代優秀歷史學家威廉·布雷德福所撰寫的歷史文本《普利茅斯開發史》，還是他的政敵托馬斯·莫頓的歷史書寫《英國人的新迦南》，或是小說家霍桑經典文學作品《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這三個文本關于“五朔節花柱”的書寫在敘事語言、手法上并無二致。更重要的是，就其深層結構都是通過貶低、抬高、保存、涂抹和排除某些因素的選擇從而賦予這一歷史事件特定的意義，是基于自身的歷史性與歷史往事進行主體間性對話，都是關乎自身社會文化政治處境的“表述”。這種對歷史的“表述”同時也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建構了歷史。

　　關鍵詞：新歷史主義; 《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權力話語;文本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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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歷史主義理論綜述

　　新歷史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198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英文系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受《文類》(Genre)之邀，編寫了一個文藝復興的專刊號。在此專刊上他使用了“新歷史主義”這一概念來描述他為該專刊選編的文章的標準。[1]1-14自此，“新歷史主義”在批評界濫觴開來。作為文藝批評術語，“新歷史主義”是一個“沒有確切指涉的詞語”[2]9。這或許也正是諸多“新歷史主義”實踐者所希望的。他們從不系統地言說一套理論假設，惟恐將“新歷史主義”建造成又一理論營壘，擔心任何理論概括都會損壞、限制其批評實踐的多樣化、個性化。在《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中格林布拉特明確強調“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異質性、雜語式的存在，應該將“‘新歷史主義’界定為一種實踐，而不是一種教義”[1]1-2。由此可見格林布拉特反對將“新歷史主義”納入某個既定的規范系統，或將之視為一個靜態的學術流派。

　　雖然“新歷史主義”批評實踐者抵制體系化、理論化，但在其多樣化、雜語式的批評實踐中仍可發現一套軸心批評概念的存在，如“表述”“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新歷史主義者”將其機關刊物命名為《表述》(Representation)，體現“表述”是“新歷史主義”關注的核心問題。“表述”“關乎我們如何關照自己，如何為他人所關照以及如何將我們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新歷史主義的一個宣言就是，正是我們如何被表述，形成了我們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處境”[3]219。而在“新歷史主義”那里，所有的文本都是關于“表述”的。“新歷史主義”關于“表述”的概念又是和“文本的歷史性”“歷史的文本性”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作為一種考量歷史與文本關系的批評實踐，“新歷史主義”是對傳統歷史主義的實證主義歷史觀的反思。在“傳統歷史主義”那里，“歷史進程是客觀的，而人們很少能改變它;歷史學家在研究過去時應該避免價值判斷;對過去及傳統保持尊崇”[4]。歷史被認為是一個完整的、真正的過去和一個物質性的存在，而檔案、史學家的歷史專著是作為對這種客觀存在的忠實記錄，文字就成了一個透明的載體，使過去得以如實地再現。在歷史與文學的關系上，“在文學前景與政治(歷史)背景之間作截然劃分”[5]，并且“總是假定這個語境-歷史背景具有文學作品本身無法達到的真實性和具體性”[1]前言。在“新歷史主義”看來，我們只有通過文本接近歷史，但留傳下來的文本只是對歷史事件的一種表述和闡釋，它與歷史之間有著無法跨越的時間距離和文化距離。這種闡釋的過程以及語言也遠非如傳統歷史主義所認定的那樣透明。“歷史的語言虛構形式同文學上的語言虛構形式有許多相同的地方”[1]161。歷史學家總是用故事的形式來整理敘述歷史，使紛繁復雜的歷史事實產生意義，就這一點而言，歷史學家的手法與文學家并無二致。這些被“新歷史主義”概括為“歷史的文本性”。

　　“歷史的文本性”首先是指不以我們所研究的社會的文本蹤跡為媒介，我們就沒有任何途徑去接近一個完整的真正的過去和一個物質性的存在;而且，那些蹤跡……應被設定至少是部分必然的源自選擇性保存和涂抹的微妙過程。其次，那些在物質及意識形態斗爭中獲勝的文本蹤跡，當其轉化成“檔案”并成為人們將人文學科陣地宣稱為他們自己的描述和解釋性文本的基礎時，他們自身也充當后人的闡釋媒介。[6]

　　與“歷史的文本性”一同作為“新歷史主義”軸心概念被提出的是“文本的歷史性”。 “文本的歷史性”是指所有書寫形式的歷史具體性和社會物質性內容，其中包括批評家研究的文本和“關于文本研究”的文本。可以具體解釋為：任何文本都是特定歷史、文化的產物，而且任何一種文本都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記錄”和“反映”。文本本身就是歷史事件，文本主動參與歷史的塑造。

　　通過提出“歷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歷史性”， “新歷史主義”消解了文學與歷史資料之間的藩籬，拆除了“文學”與“非文學”文本之間的界線。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共同建構了歷史。這種建構不以“過去發生之種種”為終極目標，體現的是圍繞文本糾纏的種種話語霸權。[7-8]筆者擬用“新歷史主義”關于“表述”“歷史文本性”與“文本的歷史性”的闡釋來分析作為文學文本的《快活山的五朔節花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與所謂“非文學文本”的《普利茅斯開發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英國人的新迦南》(New English Cannan)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表述”。這三個文本都對北美殖民地早期“快活山五朔節花柱事件” 形成關乎自身社會文化政治處境的“表述”，這種對歷史的“表述”同時也作為歷史事件建構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