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政問責制, 又稱行政責任追究制度, 是指特定的問責主體通過一定的程序, 對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應當履行而沒有履行職責和義務的情況追究其否定性后果的制度。

　　一、確保和強化司法問責的有效機制

　　司法機關問責是追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責任的底線，是其應承擔的最起碼的責任。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司法介入滯后于組織處理或行政處理的現象，甚至有些紀檢、監察部門越權或違法行使職權，以行政處分、組織處理代替司法追究，使一些官員規避本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導致司法問責的力度弱化，損害了司法權威。所以要擴大司法審查的范圍，強化司法問責機制，可從下面幾個方面完善：一是雖然我國憲法規定，我國司法機關有權獨立行使各種權力，但是實際行使中司法機關常常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為此，可以改由上級司法機關的黨組織直接對下級黨組織的領導，以免多頭領導的矛盾。二是改革司法機關的經費來源方式和人事制度。為保證司法的獨立性，建議全國各地的司法經費由公共財政統一支付。改進現有司法人員的選拔制度，司法機關的人員必須有自己嚴格的選拔制度和任職制度。三是必須建立檢察機關與政府監察機構、黨的紀檢部門的工作協調機制。

　　二、行政問責制的理論構建

　　在某種程度上，問責制可以稱得上“興起”于非典事件，但是非典產生的對失職官員的責任追究只能說得上是產生“問責風暴”的導火索，即使沒有非典事件，其它危機事件也會促進“高官問責”、“官員問責”等類似問責事件的發生。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沒有有效的理論支撐，問責制只是與政府官員的失職失責行為有關，那么官員問責或行政問責注定只能是一種“運動式”或“暴風驟雨式”，倘若政府沒有失職失責行為或者失職失責行為沒有被發現，那么問責程序就不需要或者無法啟動了。因此，要將政府問責制常規化和制度化，首先就需要探討問責制所蘊含的內部機理。對此問題，有不少研究者進行了相關的理論梳理。

　　三、行政問責制實施的困境

　　就行政問責制實施而言，官員問責并不是一種新生事物，在2003年非典之前，中央政府就專門出臺了有關追究政府官員責任的相關政策文件如2001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追究公務員失職失責行為的制度措施也散見于相關的法律法規之中，只不過由于各種因素的約束，研究者和政府實踐者并沒有過多地重視這些政策文件和制度規定對追究政府官員責任及其行為的影響罷了。與其說非典事件促使了行政問責制的產生，倒不如說非典事件的影響力使行政問責制從“后臺”走向“前臺”。即使從2003年算起，行政問責制也大體上已經運行了三年，行政問責的實施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又對行政問責制的帶來了何種影響等實踐問題也不乏關注的眼光，相當一部分的研究文獻都給予了較為細致的分析。

　　四、行政問責制的內涵

　　(一)行政問責的主體

　　問責的主體即“由誰問責”。以問責主體與問責對象是否同處一個系統為標準, 行政問責通常分為同體問責和異體問責。同體問責包括執政黨對廣大黨員干部的問責, 或者行政系統對其行政干部的問責(執政黨對于政府及其領導的問責, 在性質上仍然屬于同體問責, 因為各級政府領導主要是由執政黨推薦產生) ,這是我國近年來常態的問責方式; 異體問責主要是五大涉憲主體的問責, 包括人大、民主黨派、新聞媒體、司法機關和公眾等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問責。

　　(二)行政問責的客體

　　問責的客體即“對誰問責”。根據責任行政的原則, 任何一個行政主體或行政公務人員在被授予行政權力的同時, 就意味著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 而且手里的權力越大, 身上的責任也就越重。因此, 目前我國行政問責的客體應包括行政機關、行政機關的領導人和行政工作人員三類群體。

　　(三)行政問責的內容

　　問責的內容即“因何問責”。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政過程中必須承擔的全部責任, 包括懲戒性責任、救濟性責任和政治性責任。懲戒性責任, 指所有政府官員都必須承擔的因違法行政而產生的不利后果, 包括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救濟性責任, 指對因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給民眾造成的損失, 政府必須給予民眾賠償和補償; 政治性責任, 指行政首長或部門領導在政府工作出現重大違法、瀆職等重大違規違紀情形時應承擔的領導責任。這三大責任又可分為五類: 一是決策失誤類, 主要追究行政違法決策和嚴重不當決策的責任; 二是違法行政類, 主要追究行政執法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責任; 三是執行不力和效能低下類, 主要追究行政推諉拖拉、敷衍塞責等行為的責任; 四是疏于管理和處置不當類, 主要追究在社會管理特別是處置突發公共事件方面失職瀆職的責任; 五是治政不嚴、言行失檢類, 主要追究行政不作為及個人言行嚴重損害政府形象等行為的責任。

　　(四)行政問責的程序

　　問責的程序即“如何問責”。嚴謹、合法的程序是行政問責順利進行的前提和保障。行政問責的程序包括兩方面: 一是行政主體必須接受問責主體經常性的質詢、聽證等, 經常向有關方面匯報工作, 對問責主體的問題做出及時和令人滿意的回答。這種形式重在經常性、事前性。二是出現重大行政事故時的責任追究式問責, 包括問責啟動、調查處理、申訴復查、監督執行、問責后的救濟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