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金融作為一種新型的金融業態正處于飛速發展階段， 其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微觀企業行為都具有巨大影響。 基于2011 ～ 2018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 ～ 2018年)， 實證檢驗各省份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避稅的影響及其影響機制。 研究結果顯示： 數字金融發展有助于抑制企業的避稅行為; 公司融資約束的降低是上述效應產生的重要渠道之一。 進一步研究發現， 數字金融與企業避稅的負向關系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與高科技企業中， 在市場化環境差的地區影響更加顯著。

　　【關鍵詞】數字金融;企業避稅;融資約束;金融監管

　　一、引言

　　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計劃， 隨后于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提出“促進數字經濟快速成長”， 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繼續強調“要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應用的研究， 發展壯大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與之相關的各類商業模式和技術的創新發展， 數字金融與互聯網金融是最具代表性的行業。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發展的背景下， 數字金融這一新型的金融業態應運而生， 并推動了金融體制的改革。 數字金融通過大數據等科技手段， 使銀行可以根據“數據驅動”為客戶提供更加高效與精準的服務; 可以有效降低傳統金融業的高準入門檻， 緩解信息不對稱[1] ， 實現金融業的普惠發展。 相較于“互聯網金融”， 數字金融覆蓋范圍更廣且使用程度更深， 數字金融的各種具體業態都大幅降低了金融市場的搜尋成本和風險識別成本[2] ， 為企業提供了較為寬松的外部融資環境。

　　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 財政收入是國家發展的支柱。 根據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發布的《2019年世界納稅報告》可知， 中國稅收營商環境有了顯著改善， 但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 且國內企業的稅負較重。 傳統的稅收籌劃理論認為， 企業的避稅行為可以為企業帶來現金流， 如劉行等[3] 研究發現避稅是企業獲取資金的途徑; 而現代的稅收理論則發現企業的避稅行為會引發非稅成本[4] 。 企業的高速發展離不開現金的支持， 由于中國金融體系不健全[5] ， 銀行與企業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導致企業的融資活動存在更高的交易成本。 在此背景下， 企業可能會通過合理的避稅行為來獲得內源融資以推動企業的高速發展。 企業避稅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 從而影響國家發展。 數字金融的發展可以彌補傳統金融中部分企業因信用不足而無法獲得貸款的問題， 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 并為企業提供相應的現金流。 那么， 數字金融的發展是否能夠為企業創造一個寬松的融資環境， 從而抑制企業的避稅行為呢? 為回答這一問題， 本文試圖探究數字金融的發展是否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抑制企業的避稅行為， 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

　　基于此， 本文選取2011 ～ 2018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 將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企業數據相匹配[6] ， 實證檢驗數字金融對企業避稅的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助于抑制企業的避稅行為。 進一步考察融資約束作為重要機制在數字金融對企業避稅的影響中的作用發現， 數字金融的發展可以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抑制企業的避稅行為。 分組檢驗發現， 數字金融與企業避稅的負向關系在民營企業與高科技企業中更顯著， 同時數字金融與企業避稅的負向關系在市場化環境較弱的地區更顯著。 政策制定者應當重視數字金融的發展， 以防范資本流動性不健全引發的金融危機; 同時通過數字金融為企業提供充足的資金， 以弱化企業避稅的動機。

　　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利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提供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 探討數字金融對企業避稅的影響。 首次將數字金融納入企業避稅的分析框架， 基于外部環境加深了對影響企業避稅因素的認識。 ②考察了數字金融對企業避稅的作用機制， 發現數字金融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來抑制企業避稅動機。 ③考察了數字金融在不同產權、不同科技程度和不同制度環境下對企業避稅的影響。 以上研究結果為政府部門進一步推進數字金融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依據。

　　二、文獻回顧

　　(一)數字金融發展的經濟后果研究

　　數字金融泛指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公司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融資、支付、投資和其他新型金融業務模式[7] 。 與傳統金融不同， 數字金融具有普惠性和服務型的特點。 數字金融通過利用大數據技術與云計算技術， 降低了金融的服務門檻和服務成本， 可以充分發揮“成本低， 速度快， 覆蓋廣”的優勢， 是金融創新和發展的方向。

　　現有研究數字金融經濟后果的相關文獻較多，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數字金融的發展對經濟發展與農村金融等影響上， 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的發展具有強烈的聚集效應與空間相關性， 能夠顯著促進經濟的增長， 但在不同的空間具有不同的促進作用。 同時數字金融的發展激發了農村消費性正規信貸需求， 積極影響了農村的金融需求; 可以推動農村減貧， 為農村減貧提供物質和社會的資本積累。 對于銀行的影響， 數字金融的發展會導致銀行資產端風險承擔的偏好更顯著， 表現為通過資產端的高風險選擇來彌補負債端的損失[8-11] 。

　　而研究數字金融對企業微觀影響的文獻則很鮮見， 多集中于對小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以及投資、創新、創業等因素上。 已有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的發展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 推動企業的創新創業發展[5，12-14] 。 也有學者認為， 數字金融發展后的網絡借貸市場中存在更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15] 。 然而， 已有文獻并沒有從企業的稅收決策視角探討數字金融發展的經濟后果， 本文嘗試在此方面進行相應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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