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融資本積累具有從生產性積累向寄生性積累偏移的內在趨勢，這表現為創業利潤的獲取從推動技術革新為主向以推高證券價格為主偏移，信用制度從支持生產向支持虛擬資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創新從方便資本動員向金融賭博和金融欺詐方向偏移，金融資本的投資重心從制造業日益向尋租性的地產金融偏移，消費信用制度的設計從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向建立新型高利貸體系的目標偏移。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導致了債務膨脹和產業萎縮。一方面，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過度信用投放導致了經濟體的債務膨脹;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帶來的兩極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產成本高企等因素導致了產業萎縮。債務膨脹和產業萎縮相互加強，導致了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債務通縮趨勢，正是這一趨勢把金融資本主義引向了大蕭條。金融寡頭集團以國家名義實施的危機救助政策沒有消除危機，只是使危機向國家財政危機、公共信用危機、福利體系危機以及金融資產階級統治的合法性危機轉化。

　　關鍵詞：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債務通縮;大蕭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作者：宋朝龍

　　歐文·費雪在1932年的《繁榮與蕭條》中首次提出“債務通縮危機”理論，用以解釋1929年大蕭條的爆發。“債務通縮危機”指的是債務膨脹與通貨緊縮這兩個因素不斷相互作用所導致的危機。從1929年大蕭條的發生機制中提煉出債務通縮危機這一概念，是歐文·費雪的一大貢獻，但是他僅僅從流通領域而沒有深入到金融資本所支配的生產關系中來闡釋債務通縮危機的深刻根源，這是費雪的理論缺點，而這一缺點應該通過發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邏輯來加以克服。本文對歐文·費雪的“債務通縮危機”概念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進行了解釋，從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支配的生產關系出發探析“債務通縮危機”的內涵和成因。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導致了債務膨脹與產業萎縮，在一定的臨界點上，二者相互加強，導致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債務通縮趨勢;正如利潤率下降趨勢是產業資本積累的內在趨勢一樣，債務通縮趨勢是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內在趨勢。金融寡頭集團以國家名義實施的降息、減稅、量化寬松等危機救助政策并不能解決危機，因為這些政策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最終又加強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

　　一、金融資本從生產性積累向寄生性積累的偏移

　　金融資本積累有生產性積累和寄生性積累兩種方式。所謂生產性積累，即金融資本通過推動技術革命和勞動社會化水平進行積累;寄生性積累，即金融資本通過定價權、地產尋租、金融投機等途徑以向社會征收貢賦的方式進行積累。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方式鑲嵌在生產性積累之中。金融資本生產性積累的能力越大，寄生性積累的能力也越大。生產性積累不斷向寄生性積累偏移，是金融資本積累的內在趨勢，這表現為：創業利潤的獲取從推動技術革新為主向以推高證券價格為主偏移，信用制度從支持生產向支持虛擬資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創新的目的從方便資本動員向金融賭博和金融欺詐方向偏移，金融資本的投資重心從制造業日益向尋租性的地產金融偏移，消費信用制度的目的從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向建立新型高利貸體系的目標偏移。

　　(一)創業利潤的獲取從推動技術革新為主向以推高證券價格為主偏移

　　金融資本是從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的壟斷融合中產生出來的大貨幣壟斷資本。為了保持自身對超額利潤的壟斷以及將超額利潤資本化的能力，金融資本不得不致力于提升技術革新、流通、革命和管理水平。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往往以新技術的發明運用為開端，率先采用了新技術的企業可以獲得超額利潤。在信用制度及股份制度較為發達的社會，通過銀行的創業活動，企業的超額利潤被資本化為巨額的創業利潤。創業利潤是“由帶來利潤的資本向帶來利息的資本形式轉化而產生的利潤”[1]。在20世紀20年代大蕭條爆發之前的幾年內，“新企業的融資越來越多地采取股票而非債券的形式”[2]76，股份融資開始大規模地代替債券融資，股票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創業利潤成為金融資本的一種普遍的、典型的積累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創業活動、股票已司空見慣。創業利潤兼具生產性積累和寄生性積累兩種屬性：一方面，它是對率先發明、采用新技術企業的“獎勵”;另一方面，創業利潤中所包含的“獎勵”又是金融資本對社會的剝奪，是金融資本寄生于社會生產機體上的表現。在繁榮階段的初期①，創業利潤的生產性屬性較強，隨著時間推移，創業利潤的寄生性屬性則越來越強。為了盡可能多地獲得創業利潤，金融資本所控制的投行及其下屬機構極力促進股市繁榮，創業利潤的獲取從以技術革新為主變為以提高證券化水平、推高證券價格為主。為了阻礙流入股市的資金流出，金融資本推動了資本利得稅的產生。有時金融資本甚至會促進利息率下調以制造股市繁榮。在金融資本對股票購買的大力鼓吹與煽動下，原先并不了解股票投資的大眾紛紛進入股市成為證券持有者。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廢除，諸如資產證券化模式一類的金融創新得到了廣泛運用。這些金融創新技術在一定階段推高了證券價格，使得金融資本對創業利潤的獲取更加依賴資本市場的刺激，創業利潤更加具有寄生的性質。

　　(二)信用制度從支持生產向支持虛擬資本交易方向偏移

　　隨著信用制度的不斷發展完善，幾乎所有的信用都掌握在金融資本手中。集中起來的信用成為金融資本積累的手段，正如馬克思所說，“總之，全部信用，都被他們當作自己的私有資本來利用。”[5]541在繁榮階段的初期，金融資本積極為再生產過程提供信用支持，“債務增長被用來支撐那些可使收入快速增長的經濟活動。”[3]13在產業上升的繁榮時期，金融資本所提供的信用促進了再生產過程的擴大、加快了資本的循環和周轉，也促進了剩余價值的生產。隨著繁榮時期的推移，金融資本越來越多地將信用運用到投機場所。在美國1929年大蕭條前的繁榮時期，股市成為了最典型的投機場所，“融資買進”成為了股票購買的普遍方式。在1929年，商業銀行為股票經紀人所提供的貸款達到95億美元[2]88，很多信托公司迅速發展起來，其依靠借入資金進行運營[2]77，而這些資金的來源同樣也依賴于金融資本所提供的信用支持。基于大眾可用于股票購買的自有資金有限，金融資本又為大眾提供了大量的股票投資信用。21世紀以后，資產證券化等金融技術在繁榮時期得到了大規模運用。2000—2008年，美國的信用違約互換數額從0.9萬億美元急劇上升至45萬億美元[4]118。這些金融技術的運用催生了金融市場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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