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全球人口和生產規模的擴大， 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面臨著巨大挑戰。 理論和實踐表明資金和技術對環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但其影響機理和空間效應有待探討。 從企業微觀視角出發， 運用博弈論分析金融發展、技術創新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機理; 基于STIRPAT模型， 采用中國2005 ～ 2017年的省級面板數據， 構建動態空間面板模型展開實證分析。 結果表明：中國環境污染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且重污染地區高度集聚; 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雖增加了當地環境壓力， 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鄰域環境質量; 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顯著降低了當地環境壓力， 有效遏制了領域環境污染; 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存在倒U形關系， 證實了EKC假說。 最后進行穩健性檢驗并提出加強環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議：充分考慮污染的空間相關性; 加快構建綠色金融體系; 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 加強綠色環保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推廣。

　　【關鍵詞】金融發展;技術創新;環境污染;影響機理;動態空間面板模型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延續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 然而， 隨著全球人口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 財富總量在快速增長的同時， 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也面臨著巨大挑戰。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年來的研究， 全世界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水資源匱乏地區， 并且地下水污染的加劇給這些人的生活用水帶來了極大困擾。 2018年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溫室氣體公報》指出， 2016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濃度達到百萬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將會導致海平面上升20米、全球氣溫上升3度的可怕后果。 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 各國政府已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我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二大發展經濟體， 承擔著環境保護的重要責任。 幾十年來， 我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 然而高速經濟增長是以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和資源的過度消耗為代價， 我國迫切需要加快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為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2017年我國的政府文件中明確提出構建綠色金融體系和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理念目標， 希望通過加大對環保技術的資金投入和研發投入， 借助金融發展和技術創新的力量來遏制環境污染日益加劇的趨勢。 因此， 探討金融發展和技術創新的生態效應對協調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之間的矛盾、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目前， 國內外學者主要依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以及環境壓力模型， 從經濟增長、產業結構、金融發展、技術創新、政府規制、外商直接投資等視角對環境污染展開了大量研究。 隨著各國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 為了便于量化研究生態環境壓力的影響因素， Paul和John[1] 基于社會、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提出了IPAT模型， 即I=P×A×T， 將生態環境影響I看作人口數量P、技術創新T和經濟發展水平A的函數。 研究認為， 人口規模不斷擴大、增長速度過快導致各省范圍內的人均耕地面積嚴重不足， 最終由于環境壓力帶來人口生態問題; 地區經濟發展對于工業的依賴性以及隨著工業化程度加深而排放的大量污染物， 對區域環境產生了巨大壓力; 技術水平的提高可以顯著地降低企業污染物排放量。

　　由于IPAT方程假定各因素與環境污染是同比例變動， 針對這一缺陷York等[2] 提出了IPAT方程的隨機形式I=a×Pb×Ac×Tde， 即STIRPAT模型。 這一模型不僅可以檢驗人口、經濟、技術因素對環境污染的彈性系數， 還可以擴展影響因素。 有別于IPAT方程中經濟發展增加環境污染的觀點， 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3] 實證分析了美國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 認為二者關系呈倒U型， 即環境壓力會先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上升， 繼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緩慢下降。 1993年， Panayotou[4] 基于庫茲涅茨曲線理論， 將環境壓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倒U型關系稱作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主流解釋為， 經濟發展的規模、技術及結構效應共同作用使得環境壓力隨著經濟發展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開始下降。

　　針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型”解釋， 學術界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相關學者開展了大量實證研究， 部分研究證實了倒U型關系的存在。 例如， 張祥、李麗[5] 以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為樣本， 研究認為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具有顯著的倒U型關系。 然而， Shafik[6] 的研究表明， 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之間并非呈現倒U型關系而是單調上升的線性關系。 Poon等[7] 通過對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實證研究表明， 二者呈現較明顯的三次方型關系。 李斌、曹萬林[8] 對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進行檢驗， 發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存在脫鉤效應。

　　在產業層面， 大部分學者基于EKC理論分析了產業結構調整與環境壓力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關系。 一方面， Shandra和Shor[9] 、Cherniwchan[10] 、Bruvoll和Medin[11] 等認為產業結構優化無法降低環境壓力; 另一方面， 有學者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 如Shafik[6] 認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在污染物治理方面存在著積極的作用， 因為第三產業對于第二產業的代替可以有效地減少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 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驗證研究中， 部分學者還重點關注了FDI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 例如， Pao和Tsai[12] 利用金磚四國1980 ～ 2007年的數據研究發現， FDI能夠促進東道國的碳排放量。 基于1985 ～ 2006年110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 Shahbaz等[13] 研究表明， 人均FDI與人均碳排放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除此之外， 梁平漢、高楠[14] 通過分析2004 ～ 2011年我國287個城市市長和城市的匹配數據， 認為地方領導人事變動可以有效遏制環境污染。 從最優契約設計的角度， 李國平、張文彬[15] 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最優環境規制， 認為保持地方政府環境規制部門的獨立性能夠有效發揮政府環境規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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