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內金融市場指本國居民之間發生金融關系的場所，僅限于有居民身份的法人和自然人參加，經營活動一般只涉及本國貨幣，既包括全國性的以本幣(在我國就是人民幣)計值的金融交易，也包括地方性金融交易。
關鍵詞：金融監管,國內金融,金融論文發表
國際金融市場與國內金融市場的區別與聯系編輯為了進一步理解國際金融市場的概念，有必要分析一下國際金融市場與國內金融市場的區別與聯系。
1.國際金融市場與國內金融市場的區別主要有：
(1)市場運作境界不一。
國內金融市場的活動領域局限于一國領土內，市場的參與者限于本國居民，而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領域則超越國界，其參與者涉及境外居民或多國居民。
(2)市場業務活動不一。
國內金融市場的業務活動一般不用外匯，也不必通過外匯市場進行;而國際金融市場的業務活動必然涉及到外匯交易活動，而且要通過外匯市場進行，外匯市場是國際金融市場的中心市場之一。
(3)市場管制程度不一。
國內金融市場必須受到貨幣當局的直接干預(含暗地干預)，市場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力量的左右;而發達的國際金融市場則基本不受所在國金融當局的管制，市場運行一般很少受到干預，甚至完全不干預。
2.國際金融市場與國內金融市場的聯系表現在：
(1)國內金融市場是國際金融市場得以發展的基礎。
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國際金融市場，都是在原先國內金融市場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這些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金融機構、銀行制度以及涉外業務與國內金融市場都有著密切的聯系。
(2)國內金融市場的貨幣資金運動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貨幣資金運動互為影響。
國內金融市場的利率發生變動，會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到國際金融市場上利率的變化，國內金融市場上貨幣流通發生變化成幣值變動，也同樣會影響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的變動。
(3)國內金融市場上的某些大型金融機構，同樣也是國際金融市場運作的主要參與者。
一、中國金融監管的改革與發展進程
基于金融監管部門是政府的有機組成部分的這一國情,回顧我國金融監管的改革與發展歷程,必須著眼于行政改革的大背景。
1.全球行政改革潮流對中國金融監管改革的影響。1978年后,中國金融業進入了現刊發展軌道。但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在1978年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并未呈現出“去監管化”的特征,相反,金融監管體系得到了強化。這是因為,中國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認識和接受有一個時間過程,滯后于同一時期的歐美國家行政改革。從理論界的反應來看,直到本世紀初期,新公共管理運動在西方國家遭到普遍質疑和批評時,國內仍有很多學者將其視為一種全新的管理模式,倡導仿照歐美國家的做法,打造中國式的“企業家政府”。盡管沒有系統性移植這一行政模式,但事實上,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市場化”的理念已經被廣泛應用于我國的行政管理實踐之中,成為政府改革的主流方向之一,如公共醫療衛生、基礎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領域。當這些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遭遇挫折時,支持者們則堅持認為這并非“市場化”的失敗,而恰恰說明了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作為政府的有機組成部分,金融監管部門也逐步接受了市場化的理念,分業監管體系得以建立和完善。
2.引導型政府模式下的金融監管改革。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選擇了引導型政府模式,有學者認為,“引導型政府”模式是服務型政府的實踐形態之一。但因為缺乏理論自覺,引導型政府模式一直處于“不自覺前行”的狀態,不過,它所投射出的“影像”在中國的改革發展實踐中已經清晰可見。在引導型政府模式之下,中國政府為金融業的發展實施了諸多制度移植及制度創新,僅用了20-30年左右的時間,就建立起了多元化的金融市場,金融監管也逐步成熟,形成了以政府主導為主要特點的金融監管體系。按照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歷史演進過程,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市場混業經營模式下的集中監管階段(1978-1992年)、市場分業經營模式下的分業監管階段(1993-2003年)和市場綜合經營萌芽下的分業監管階段(2003年以來)。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金融業發展進程,不難發現金融監管烙上的政府行為印記。中央政府作為金融產業的最高監管者,對金融監管的體制、模式、機構、規則進行總體規劃,有意識推動金融產品的創新運用,對金融市場利益進行分配,不斷調整金融體系建設及風險防范方面的發展思路與倡議布局。
3.服務型政府視野下的金融監管改革路徑選擇。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批判集中反映了人們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新認識,尤其是對市場力量過度參與公共治理的反思。對此,“新公共服務”改革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引入公眾的力量,使公共行政回歸關注公共利益的原有軌道。在金融監管領域,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后,世界各主要國家對自身的金融監管體系進行了重大改革,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再平衡。可以看出,金融監管變革的總體方向和行政改革的趨勢是一致的,未來改革也必然受到行政改革的影響。作為后發展國家,中國行政改革面臨的形勢和要解決的問題更為繁冗復雜,這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既有經驗和模式。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未來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表明了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市場發展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但全球化使各主要國家面臨著一些同樣的社會治理問題,中外行政改革在特定的時點上殊途同歸,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構建“服務型政府”的主張,這也標志著中國的行政改革逐步走向了理論自覺。因此,我們必須站在更前瞻的立場上,關注當前各主要國家“強化對市場監管和約束”的主流趨勢,推動金融監管改革步伐,既要健全完善市場,也要未雨綢繆,為政策執行預留足夠的彈性空間,加強政策微調,防止因為監管乏力而誘發金融危機。
二、對未來金融監管改革趨勢的展望
1.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治理將得以強化。出于對效率和權威的追求,人類社會在進入后工業階段之前,社會治理始終保持著中心-邊緣的結構形態,體現在政府、市場與公眾之間的關系上,20世紀以來的歷次行政改革都是圍繞著如何倚重其中一種力量而展開的。一方面是政府和市場獨治的失敗,另一方面人們又不斷在政府和市場之間進行著新一輪的選擇,但管制型政府的治理模式終將被新的社會發展階段所淘汰。后工業化社會對原有社會形態的解構和重構,消解了中心-邊緣社會形態的存在基礎,社會治理呈現多中心,政府、市場與公眾在越來越多的“場”內產生交集,唯有合作和溝通才能實現三者之間的力量平衡。因此,在后工業化社會,服務型政府成為公共行政的唯一選擇,金融監管改革也必須在政府、市場與公眾間作出平衡。
2.公眾在金融管理事務中的地位將得到提升。把公眾的力量提升到與政府、市場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后工業化社會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平衡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實現新的社會治理結構的平衡。在金融監管領域,英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泰勒提出了著名的“雙峰”理論,認為金融監管并存著兩個目標:一是審慎監管目標,旨在維護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與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或市場崩潰;二是保護消費者權利的目標,通過對金融機構經營行為的監管,防止和減少消費者受到欺詐和其他不公平待遇。金融危機過后,各主要國家普遍意識到金融消費者保護缺失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成因,不同程度加強了金融消費者保護力度。美國在美聯儲之下創設了相對獨立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局”,集中行使原本分散的金融消費者保護職權,以克服金融監管機構在保護消費者方面的角色沖突、消除監管套利;英國和澳大利亞早在危機前就已經成立了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專門機構;我國也分別成立了隸屬于不同監管部門的保護機構,初步形成了金融消費者保護工作體系。隨著消費者權利意識的覺醒,未來,金融消費者將會越來越積極主動參與到此項工作之中,這要求金融監管部門要在建立利益協調、對話協商機制等方面發揮好組織引導作用。
3.中央銀行的職能地位將更加突出。新公共服務改革通過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揚棄,闡明了管理和服務的辯證統一關系。金融危機之后,各主要國家分別強化了中央銀行對金融監管地位,人民銀行也適時提出“金融管理與服務并重”的主張。事實上,即使是在去監管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時期,中央銀行也沒有完全剝離金融監管職責,這是由中央銀行在國家金融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決定的。無論中央銀行是否被確定為金融監管當局,都必須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包括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中發揮主導作用、將金融體系發展和風險的監測分析納入貨幣政策框架、建立比傳統意義上“最后貸款人”更為廣泛的危機管理框架等。
4.地方政府的金融監管職責將更加明確。只有在地方的層面上公共事務治理才更加真實,更加貼近公眾需要,金融監管工作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是金融監管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民間資本不斷涌向金融領域,地方政府的金融監管責任必將得到進一步明確。未來,地方政府應當著重在整合監管資源、提高專業化監管水平、加強與中央監管機構的分工配合、建立和完善風險監控指標體系等方面加大力量投入。
5.金融監管的領域將進一步拓寬。公共部門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由于公眾需求的變化,公共產品(服務)的種類和范圍在總體上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金融市場的逐利性和金融系統自身的結構特征,決定了金融系統的創新特征,新的經營理念、新的營銷手段和利潤產出模式層出不窮,同時金融體系的內生風險及其傳導又極易造成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這給金融監管工作帶來了挑戰和壓力。金融監管工作必須能夠適應金融創新的節奏,不斷增強對新事物、新領域的掌控和管理能力。
三、構建適應我國國情的金融監管體系的政策建議
中國的金融監管改革也必須循著社會發展的軌道,從發達國家的行政改革和金融監管變革中汲取有益經驗,并呈現出與國情相適應的自身特點。
1.兼顧好市場繁榮和金融穩定的雙重目標。金融監管改革要適應國情需要,兼顧好促進市場繁榮發展和穩定市場秩序的雙重目標。要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鼓勵和支持金融創新,推動金融機構改革。要轉變監管方式,打破政府對金融資源的壟斷,進一步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將該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切實將職能轉向金融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要引導市場進一步走上法治的軌道,精簡和優化行政審批,為市場發展營造公平、高效的政策環境,調動市場主體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
2.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2013年8月20日,國務院在《關于同意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批復》中,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參加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要充分利用好這一制度平臺,促進金融監管政策的趨同或相互融合,重點加強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交叉性金融產品和跨市場金融創新的協調,加強聯合行動,強化信息共享,防止監管真空和過度監管,形成監管合力。在建立中央層面的部際協調監管體系基礎上,進一步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督促地方政府履行好對金融機構出資人職責,防止其過度追求經濟發展目標對金融機構自主經營的行政干預,提升監管機構對區域性金融風險的防控和化解能力。
3.強化中央銀行的宏觀審慎監管職能。金融危機表明,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是維護金融穩定的有效方式。中央銀行承擔著維護金融穩定的重要職責,必須對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大環境負責,除了通過執行貨幣政策、向金融系統提供流動性等傳統途徑來發揮穩定市場的作用外,還應該在金融機構信息搜集、信息披露、與專業監管部門合作參與制定規則、必要時采取聯合行動等方面擁有特定權力,監管的范圍應該包括一切可能對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風險的金融機構。本文來自于《現代經濟探討》雜志。現代經濟探討雜志簡介詳見
4.更加重視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公眾在社會治理中不僅僅是被動接受的角色,通過有計劃的金融教育,合理的制度安排,公眾將會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與切身利益相關的金融治理事務之中,真正成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應盡快將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納入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將對消費者適當有效保護列為監管目標。在立法上,有必要修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金融核心法律,并將制定《金融消費法》提上立法日程,確立監管機構在保護金融消費者方面的法律地位,將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作為維護公眾信心、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重要基石。在機構設置上,有必要建立統一、專門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進一步完善多元化保護機制,逐步建立起事前控制—事中調節—事后救濟的操作性較強的保護機制,賦予監管機構對違規金融機構的調查及處罰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