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航行自由從國際習慣法發展為國際海洋法律制度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古羅馬時期海洋自由思想萌芽初起，格勞秀斯的《海洋自由論》則為海洋自由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孕育的搖籃。隨著海上貿易的增加，各國對海洋權利的訴求不再滿足于簡單的海上航行，于是航行自由權逐漸成為各國海上權利爭奪的焦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誕生，為航行自由權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基礎和規范指引，但是仍然無法止歇關于航行自由的爭議。在當今“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探討海洋航行自由的歷史經緯和發展趨勢對于航行自由制度的維護尤為重要。

　　關鍵詞：海洋命運共同體;航行自由權;海洋自由

　　航行自由概念緣起于古羅馬的海洋自由思想，是一項古老的海洋航行準則，自由航行不僅是早期海洋大國進行殖民擴張、建立海權帝國的依托，也是后來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交流和國際貿易的重要保障。[1]同時它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經歷了多次的發展與演變，成為當今國際海洋法體系中的一項核心原則。

　　一、航行自由制度的衍生基礎——海洋自由思想

　　航行自由是海洋自由的核心要素之一，在航行自由制度的發展歷程中，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就是海洋自由。人類對海洋自由的觀念在歷史上曾有過“閉海論”和“海洋自由論”的博弈，海洋自由思想的緣起和發展交織著錯綜復雜的海洋權益紛爭。

　　(一)海權擴張背景下海洋自由思想的形成

　　海洋自由思想經歷了從古羅馬帝國的海洋割據到格勞秀斯“海洋自由論”的發展歷程。在遠古時期，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曾說過，海洋天生就是對所有人開放的;而古羅馬學者塞爾蘇斯也認為，海洋和空氣一樣，是所有人類共有的。[3]49古羅馬人是第一批思考海洋性質的人，并且在其羅馬法典《查士丁尼法典》中直接寫入了該項原則——海洋共有原則。羅馬帝國的政權覆滅以后，戰爭成為常態，其他國家開始覺醒，紛紛對其臨海區域主張所有權，通行船舶向海域的主權國家繳納稅費，并得以保障海上的通行安全，這一制度的誕生在較長時間內保證了海上航行的安全和秩序，得到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承認。隨著海洋權利的逐步擴張，各國對于海洋權利的爭奪愈加激烈，西班牙和葡萄牙脫穎而出，于1494年締結了《托德西拉斯條約》，劃定了歷史上著名的“教皇子午線”，作為在海洋實行權力控制的分界，開啟了海洋“獨占”和“共有”之爭。

　　17世紀，荷蘭突破“教皇子午線”的限制，發展本國的海上經濟，成為當時擁有海洋霸權的國家。1603年2月，荷蘭在馬六甲海峽捕獲海洋巨頭葡萄牙的“卡瑟琳娜號”輪船，由此引發海上權利之爭。當時格勞秀斯作為荷蘭的律師，率先提出“海洋自由論”，表達了“freedom of the sea”的中心思想，主張海洋對于每一個人都是開放的、自由的，是不可占領的，海洋屬于全人類共有，任何國家不得據為己有。同時他還指出人類的交往是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迫使海洋自由不受限制，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是能夠完全自給自足的。因此，海洋自由原則應當適用于所有國家。17世紀末，海洋權利爭奪之戰愈演愈烈，英國在英法戰爭的獲勝確立了其海洋霸權的地位。隨著18世紀工業革命的爆發，歐洲各國生產力不斷提升，海外殖民地開拓的風潮推動了各國從海洋割據轉為海洋自由，推動了海洋自由原則的確立。

　　(二)海洋自由思想之爭——絕對自由與封閉自由

　　格勞秀斯在論證海洋自由思想時提出，所有由大自然構成的東西，雖然是為某些人服務的，但仍然足以供所有其他人共同使用，卻不能成為任何一個人的擁有，應該永遠保持在與它最初由自然創造時相同的狀態，“既不容易建立，也不封閉”。從分析中得出的重要結論是，海洋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共同財產，只是在海洋之上不存在私人所有權。為了加強他的整體論點，并作為第二步的論點，他還提出，“海洋自由本身的性質為自由航行，這項權利平等地屬于所有國家，而否認這一點將是‘對自然本身實施暴力’”。作為對“普遍使用”主張的直接回應，塞爾登認為，如果說海水是一種流動資源，那么其無法被人占有或是捕獲，而海洋是一個純粹的空間概念，如土地一般可以進行物理性分界。對塞爾登而言，封閉狀態的海域仍可以賦予他人通行的自由權利，只是這種自由需要所有者的認可且不損害所有者的權益。威爾伍德則認為，海洋的共有性并不妨害海洋成為私有物，他所強調的“海洋”是遠離各國陸地且不受海岸限制的部分。兩種觀念的沖突掀起了海洋自由思想爭論的熱潮，海洋究竟應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空間，還是在允許人民占有一部分海域的情況下的相對自由狀態。

　　海洋不能被全部占有是毫無爭議的，否則這極易導致對禁止航行自由的引申。“絕對自由”主要是出于對推進海上貿易的考慮，因此其側重點和出發點為貿易的順暢和空間的包容;而“封閉自由”旨在對鄰近海域建立管轄，從所控制的海域中獲取海洋利益。從本質上看，兩種理念爭論的焦點其實是海洋自由的程度，因此二者并非完全沖突的，兩種思想的融合有利于海洋秩序的重新劃分，以海洋需求的不同來實現海域的開發與管理，為海上貿易提供更為充分的自由空間，促進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共同構建現代海洋治理體系奠定可行的理論基礎。[4]

　　(三)“共同體意識”下海洋自由思想的進步

　　海洋一直被看成是構成話語權的一種手段，17世紀的海洋自由并非純粹意義上的自由和公平，海洋秩序由海上霸權國家左右，海洋自由理論成為海洋強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拓展本國殖民地的一種手段，[5]在沿海國的權利和管轄權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議。格勞秀斯時期，海洋自由被視為是一種完全的自由狀態，但其客觀效果卻是以“海洋自由”這一囊括性權利剝奪各國對近海海域的排他性權利。[6]1702年，荷蘭國際法學大師賓刻舒克繼承了格勞秀斯的思想，提出公海不屬于任何國家;1958年，在日內瓦聯合國第一次海洋法會議上，“公海自由”原則首次以明文規定方式被確立，海洋自由開始向公海自由轉變，公海自由開始成為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海洋可以為所有人自由使用，但不能為任何人所擁有，海洋自由理論基礎的限縮表明，所有國家在自由使用海洋時，應在合理考慮其他國家利益的范圍內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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