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義]智庫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主體之一，與我國意識形態治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直面現實困境將智庫深度嵌入國家意識形態治理體系，有利于實現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方法/過程]對智庫參與意識形態治理的現實困境分別從治理內容、治理環境、治理方式以及治理目標4個方面進行研究，并依據困境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對策。[結果/結論]提升智庫參與意識形態治理的效能要從提升智庫思想成果質量、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進行思想傳播、培育引導有序的智庫思想市場、增強智庫調節引領水平這4個對策出發，以此形成意識形態治理內容現代化、方式多樣化、環境創新化以及動態調整化，最終實現智庫參與意識形態治理的深度耦合。
關鍵詞：智庫 意識形態治理 困境 對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賦予了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更崇高的使命擔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引領，我國意識形態建設正向“傳統管理”走向“現代治理”的趨勢發展，傳統的意識形態管理相比，意識形態現代治理除了發揮政黨的作用外，更加強調除政府以外的各級多元主體在意識形態建設領域的積極作用，強調國家整合不同主體在各個領域凝聚意識形態合力，對國家治理活動具有定向、凝聚和評判的作用[1]。智庫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主體之一，對于提高意識形態治理能力有著重要意義。直面現實困境有利于將智庫深度嵌入國家意識形態治理體系，推進智庫功能轉化為意識形態治理的效能，實現意識形態治理能力現代化。
1 我國智庫參與意識形態治理的現實困境
智庫的意識形態屬性內在地決定了其是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力量[2]，因此探討智庫參與意識形態治理的現實困境對于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依據上海社會科學院2018年發布的中國智庫排名[3]，對排名前50的智庫圍繞意識形態相關領域，從學術文章、書籍著作、媒體發文、研究報告、媒體訪談等方面進行全面系統的資料收集，對中國智庫在參與國家意識形態治理中的現實情況進行基本研判。總體而言，50家智庫圍繞意識形態領域的相關話題進行了大量的探討，也生產出了大量相關的學術文章、媒體文章、報告內參、書籍著作等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智庫的決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以及國際影響力，對于引導社會輿論、凝聚社會共識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同時，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隨著形勢的發展，智庫建設跟不上、不適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3-4]同樣，當前中國智庫在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參與意識形態治理這一方面也有相應的困境，在思想生產、內容傳播、輿論引導、掌控調節等意識形態治理環節上存在著突出問題，中國智庫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之路任重而道遠。
1.1 智庫的思想創新能力不足制約意識形態治理內容構建
意識形態治理就是要生產出能夠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政治主張和價值理念，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體系化、整體化的理論學說，通過將觀點、思想、理論滲透到具有實踐特質的政策主張中完成意識形態治理的關鍵環節。而政策內容、價值理念、理論學說等通過特定的話語范疇等載體表達出來則形成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主要內容[4-5]。因此，話語體系內容的構建成為了意識形態治理的邏輯起點，為意識形態治理提供關鍵內容和核心觀點。而智庫作為思想生產機構，其重要任務就是要生產出契合當前意識形態治理對專業知識和權威信息的要求的，符合社會發展趨勢、能夠解決現實問題、具有倡議高度的新思想和新觀點[5-6]。隨著網絡信息時代的到來，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愈益復雜的輿論生態格局，具體表現為網絡信息傳播過程中所交織的不確定性與速度性之間的矛盾、網絡空間中紛繁復雜的社會思潮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西方文化傳播與本土化、民族化之間的矛盾。面對網絡輿論發酵所帶來的系列不良反應，更加亟需中國智庫發揮思想創新能力，輸出具有前瞻性和引領性的高質量的觀點思想來引導社會輿論的發展和走向。但目前囿于智庫思想創新能力的不足，關于意識形態理論研究總體滯后于現實社會發展，不能及時反映社會生活所出現的新變化，也難以及時反映意識形態領域所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6-7]。從對綜合排名前50家的智庫進行資料收集的結果來看，智庫關于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型全球化與國家沖突和爭端、改革開放與中國發展研究等方面。大多數研究成果還停留在理論闡釋和形勢分析層面，歸納總結的成果較多，倡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較少;學術層面的成果較多，實踐操作層面的建議較少。相比之下，西方各類智庫做分析的時候都是從一系列意識形態的假設出發[8]，如“軟實力”“巧實力”“中國威脅論”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話語都是西方智庫精心謀劃、創新發聲的成果，對于傳遞西方價值觀、引導世界輿論走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6年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到：“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9]智庫作為理論生產機構，無疑是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推動者，但當前中國智庫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思想創新能力，難以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實效性的思想產品，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話語體系內容的構建，阻礙著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發展。
1.2 智庫的傳播體系搭建不順阻礙意識形態治理方式發展
智庫的生命力和價值在于其影響力[9-10]，在意識形態治理工作中，宣傳和傳播是極為關鍵的環節，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意識形態治理的成效產生巨大影響。智庫所生產出來的創新理論及思想不應僅只局限于學術圈及政界的內部交流，更重要的是要將其理論思想傳導宣傳于社會大眾，引導公眾形成正確的社會認知理念和達成廣泛的思想共識，形成有利于國家建設和發展的良好輿論環境。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互聯網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媒介，傳統的媒體媒介已無法滿足現如今網絡信息化和受眾群體多元化的需求，智庫思想的傳播方式亟需改進創新。智庫能否在傳統媒體之外開拓新的傳播方式直接影響著智庫參與意識形態治理的方式構建和發展。具體而言，當前智庫在思想傳播環節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困境。一是對內傳播缺乏吸引力，智庫發聲往往在網絡浪潮中被不同聲音所淹沒。究其原因，主要是智庫未能較好掌握網絡媒體傳播技術，互聯網的發展打破了“以傳播者為中心”的傳統傳媒模式，強調反饋互動的有效通道，追求受傳雙方的自由平等，每個人都可在網絡空間中創建自己的媒體賬號，成為發聲主體，信息所呈現出的爆炸式增長為智庫思想觀點的傳播帶來了巨大挑戰。但當前不少智庫未建立官方網站，未創建官方的微博、微信公眾號等賬號，更未形成自身獨立傳播渠道。從對綜合排名前50的中國智庫進行信息搜集的結果來看，其中有3所智庫未建立其官方網站，同時，將近一半以上的智庫存在網站信息不全、更新速度過慢等現象。由此可見，在中國所擁有的507所智庫中肯定還存在大量智庫未建立官方網站、搭建官方網絡平臺的現象，這總體反映出的是中國智庫互聯網傳播思維的缺乏，忽視了對互聯網這一意識形態斗爭重要陣地的治理。相比之下，西方智庫則善于利用互聯網傳播的力量進行輿論引導，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有專門的互聯網媒體工作人員，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推特、臉書等網絡社交軟件將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話語體系進行“二次加工”，形成能被大眾接受且簡潔易懂的表達[10-11]。截止到目前，布魯金斯學會推特上的粉絲已達到388，939人次。同時，西方智庫不僅善于通過社交媒體傳播觀點，也善于利用社交媒體制造話題討論，比如2012年美國企業研究所主席的一場演講被重新剪輯編輯為“白色書寫板”風格發布在YouTube網站上吸引了將近15萬人觀看[10-11]，實現了廣傳播的宣傳效果。二是對外傳播缺乏競爭力，長期以來我國智庫習慣于在國內進行成果轉化與傳播，在國際上卻由于各種原因難以進行有效溝通，不善于用國際語言講好中國故事，現國際上對于中國發展的認識也主要來源于西方智庫對中國的描述，而中國智庫對于中國發展、中國價值、中國思想等話題的闡釋和發聲則很少出現在國際輿論場中。總而言之，國內國際的傳播體系搭建不順，導致智庫無法實施“網絡式”以及“全球式”的現代意識形態治理方式，無法真正實現“多方面”“多角度”“廣范圍”的意識形態治理。
推薦閱讀：道德與法治的課題有什么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