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酒性與人性相生相應。人飲酒時，酒純凈萬化之能入人體，布之血脈，搖動身體之氣。此為人氣性活躍之機也。酒有溫熱之性，散為上升、激越之力。酒之溫性，激醒理性，增創(chuàng)造之活力。酒有高能，可使人醉。人之有醉態(tài)，方顯人之狂達。精神狂達，為人原生力發(fā)動也。酒神以其無限的張力，激活點燃人之靈性。此靈性運用于藝術、哲學和宗教，皆為通神之路。酒之化性助人之氣性，酒之溫性顯人之理性，酒之醉性激人之狂性，酒之神性發(fā)人之靈性。
關鍵詞：酒性;人性;氣性;溫性;狂性;靈性
自從酒進入到人類的生活，就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酒有著好感和眷戀。從哲學的角度看，酒的存在與人的存在密切相關。酒性與人性之間也有著復雜的關聯(lián)和多重的溝通。酒性的綻放與人性的澄明有著內在的一致性。為此，我們嘗試從酒之化性與人之氣性、酒之溫性與人之理性、酒之醉性與人之狂性、酒之神性與人之靈性幾個層面，來探析酒性與人性的關系。依據(jù)酒性對人性的標識，可以深入分析人性能力的具體內涵，揭橥人性能力表達的不同方式。
一、酒之化性與人之氣性
“我們應該喝美酒，——它才可以讓你突然間恢復元氣，給予你臨時的健康!”[1]334酒為自然界可食用之物。酒進入人的視野，參與人的日常生活，豐富了人間的食色世界。酒因其源于自然界生物的幻化，飽含著人所需要的能量，這就使得酒的品質與人體需要保持一致。中國哲學認為，人的生命是萬物氣化流行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酒的化性與人的氣性相互貫通，互為倚靠。酒以其化性的多變，從物性層面為人性提供了豐富的展示空間。1
酒之化性主要是指酒本于自然物的造化。自然食物在酵化之后，淅出的酒液改變了原來食物的形狀，以一種新的能量存在方式出現(xiàn)在人面前。人們在觀察到這些變化之后，嘗試著品用酒，酒由此深入到人的生活空間。如何認識和理解酒的化性，離不開對酒之來源的分析。對酒的來源歷來看法多樣，東西方文化均有記載和討論。《酒譜》專門有《酒之源》一篇，說明了酒的來源：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鐘。”則酒始作于堯，非禹之世也。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于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并矣。
第一種說法其實交代了兩個起源，一是大禹時代的儀狄。這則起源說從一開始就帶有對酒的價值判斷。“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戰(zhàn)國策》)“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離婁下》)這兩處文獻說的是一件事情，即不僅認為酒有可能導致亡國，而且好酒不如善言。《孟子》中有處流連荒亡的典故，“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這也是對好酒導致身亡的一種描述。二是說堯能夠飲酒千鐘，可見堯的時代即有了酒。儀狄和堯都是三代時期的人物，這就說明酒在三代時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用品了。
第二種說法記載于《神農本草》，但此書已經失傳。《黃帝內經》對酒則論及較多。一是提到酒的釀制，并將酒歸于日常生活必需品。“黃帝問曰：為五谷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素問·湯液醪醴論篇》)這段話介紹了酒的釀制來源和過程。“自古圣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而，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素問·湯液醪醴論篇》))酒屬于五谷湯液，是人們生活之必需。酒之所以能夠作為生活必需品，主要是因為酒對身體健康有益。二是酒有營衛(wèi)護體，治病療疾之功效。“飲酒者，衛(wèi)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wèi)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靈樞·經脈第十》)人若飲酒，則體內衛(wèi)氣盛行，充盈于肌膚。衛(wèi)氣充滿，則營氣也會興盛，由此使得全身經絡通行。此對身體有大益。此外，膽怯之人，飲酒之后，會因氣機上揚，從而激發(fā)勇氣生發(fā)。這些表述都肯定了酒具有化性。酒之化性帶動了能量的轉換，使之對人發(fā)生積極作用。其結果就是促進人的氣性不斷生成，進而豐盈人的生命狀態(tài)。
第三種是說天有酒星，故而酒與天地同在。《酒譜》認為這種說法是以人事推驗星辰，并不足道。今日觀之，此論雖附會牽強，但也表明酒之產生有其自然之因。人類之創(chuàng)造物，無論其內容或形式皆有其自然發(fā)生的根源。1
《酒譜》認為以上各種酒之起源的說法，都不足稱道。那么酒究竟是何人所作呢?“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智者作之，天下后世循之而莫能廢。”《酒譜》提及的智者雖不詳所指，但卻對酒的起源做出了較好的說明。從人類進化發(fā)展的角度看，酒未必是某人所作。自然界中之果實和五谷，若生腐敗，必會發(fā)酵反應，產生酒氣。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觀察和實驗，一定會發(fā)現(xiàn)這些發(fā)酵物的用途。日積月累，酒類飲品即被創(chuàng)造出來。酒被人們發(fā)現(xiàn)并加以再創(chuàng)造，增添了人們獲取能量的一種新手段。在這個意義上，酒之化性為人之氣性提供了有益的補充。由此可見酒食同體，酒與其他食物都供給人以能量。
人的氣性不僅表現(xiàn)在吸收酒所幻化出的能量，酒還能夠扶正祛邪，導引人的氣性在健康的范圍內活動。這就是常說的酒藥同源。《天工開物·曲糵第十七》宋子曰：“獄訟日繁，酒流生禍，其源則何辜!祀天追遠，沉吟《商頌》《周雅》之間，若作酒醴之資曲糵也，殆圣作而明述矣。惟是五谷菁華變幻，得水而凝，感風而化，供用岐黃者神其名，而堅固食羞者丹其色。”[2]381人們官司訴訟增多，將之歸于人們的酗酒。這實際上讓酒背負了不該有的罪名。酒不過是五谷的精華幻化的結果。醫(yī)者發(fā)現(xiàn)了酒對人體有幫助，將之稱為神曲，并以之用來入藥。人們還用之保存食物的美味，這就形成了丹曲。這一記載不僅表明酒是五谷精華的幻化，而且也指出了酒藥有著同源性。《塔木德》就說過葡萄酒是最佳良藥，古代歐洲人“也用葡萄酒和啤酒作為沖調其他植物癮品的溶劑，按《埃伯斯醫(yī)藥籍》(Ebers Papyrus)記載，公元前1500年就有用酒沖藥的做法。中古時代與近代歐洲幾乎到處都有用酒調藥的做法”。[3]91這種說法也是對酒藥同源的肯定。酒就其來源說，是自然物幻化的結果。如果我們承認酒藥同源，那么我們就可以認定酒也是一種對身體有補益的食物。經過人的加工，特別是現(xiàn)代工業(yè)標準體系的建立，潔凈透明的酒，其內在蘊含的能量滿足了人的身體新陳代謝的需要。我們肉眼看不見酒中含蘊的能。這種能和萬物運動所借助的能一樣，都是支配其運動變化的根本動力。
從中國哲學的角度說，人的存在離不開氣。氣性屬于人的本性的表達。這種氣性在西方哲學那里可以認作某種意志的力量。借用尼采哲學的說法，這種意志表現(xiàn)為一種強力。這種強力屬于酒之化性通過人之氣性的一種綻放。“強力乃是作為超出自身的意愿的意志，但它恰恰因此達到自身，在其本質的完整質樸性中找到自己并且維護自己。”[2]68海德格爾認為尼采所說的強力包括能力、實現(xiàn)和隱德萊希。酒之化性中蘊含的是最為基本的生物能。這種能是酒從自身發(fā)出的，進而又能夠支配自身的一種隱德萊希。這種隱德萊希對于人體來說就是人的生命之氣。
“最晚在9000年前(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比這要早得多)，酒的人類史加入到了腐爛的水果和漿果自然發(fā)酵的自然史當中。”[1]8酒幾乎伴生著人類的文明發(fā)展史。酒食同體，酒藥同源，為酒之化性與人之氣性的溝通，提供了最好的說明。酒的化性決定了酒與人體健康之間有著密切關系。人的氣性是否保持平衡，就是健康與否的標志。酒因其化性，不僅能幻化五谷食物的精華，而且能夠將之轉化留存，輸入到人體中，幫助人的身體保持健康和旺盛的生命力。人之氣性表示人的自然本性。酒作為自然物的幻化，在補充能量、平衡健康方面，對人的生命存在是不可或缺的。酒乃幻化之物。物有遷轉，性有升降。飲食之物為人身氣機存續(xù)之基礎。飲食之物于遷變中幻化出酒，其有興起搖動之意思，亦能促人趨于感性之豐富，氣性之張揚，助生命情態(tài)之多樣，生境之無窮。可以說，酒不是偶然產生的，如同人也不是偶然產生的一樣。從自然物幻化出的酒，與從生物演化中誕生的人，二者發(fā)生了交集，引發(fā)了酒性與人性的多重呼應。
二、酒之溫性與人之理性
在一定的時空中，在各種物質元素和能量的交互作用下，很多食物幻化為酒。一杯看上去極其純凈的酒，卻蘊含著多倍于其幻化之物的能量。這種能量進入人體，流進血液，激活了身體各個部分的活力。這種激活的過程，一開始受到某種控制。在酒力上升的過程中，人對酒力的控制其實就是對理性能力的鍛煉。由此，酒之溫性與人之理性相遇了。自從哲學家揭明了人的理性能力為人性能力的重要構成，理性就成為催動人之本質澄明的途徑。
很多人認識到酒的溫性，并利用這種溫性，巧妙地將其與人的理性結合在一起，以此來達到其行為的目的。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酒之溫性就被用來充當交往的媒介，以此來實現(xiàn)無需明喻的行為目的。1《禮記》專門有《鄉(xiāng)飲酒義》一篇。孔穎達說，鄉(xiāng)飲酒篇前后凡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蠟祭飲酒。[6]1626飲酒成為各種場合儀節(jié)安排的主要內容。這些飲酒的禮節(jié)代表了儒家安排社會秩序的環(huán)節(jié)，進而體現(xiàn)出人的理性能力是否得到展示和認同。如“鄉(xiāng)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yǎng)老也”。[6]1632飲酒所規(guī)定的儀節(jié)程式，為理性的社會生活提供了參照。儒者所以做出這樣的考慮，正是看到了酒之于筵，能夠發(fā)揮其溫性的作用。
據(jù)記載，華盛頓從1751年就開始喝朗姆酒，一生鐘愛這種酒。大陸會議期間，在威廉斯堡選舉前一夜的集會上，華盛頓邀請他潛在的選民暢飲啤酒、紅酒、賓治、蘋果酒和26加侖巴巴多斯朗姆酒。第二天他被選舉進入弗吉尼亞州議會，同時成為民兵總司令。[2]122華盛頓深知酒能夠激發(fā)人的熱情。他巧妙地使用了酒，以之作為社交媒介，為自己在歷史舞臺的展演做了很好的鋪墊。酒筵展示的文化魅力源自酒之溫性與人之理性的完美結合。無獨有偶，丘吉爾也是終生愛酒的人。他說：“我的生活獻給了一種儀式，其中包括抽雪茄和喝酒，不管是吃早飯、午飯還是晚飯的時候，還是在吃飯的間歇。”[7]162抽雪茄和喝酒作為一種習慣，成為丘吉爾的一種生活標志。當人們看到丘吉爾快樂地飲酒時，大家就會相信他的號召是理性的，是值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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