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村性別失衡問題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影響，引起了國家和社會對性別結構的重視。以農村婚姻擠壓問題為切入點，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探討，結果發現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村家庭主要存在著家庭養老、家庭結構、家庭生產、家庭道德及家庭個體發展風險，從完善社會功能、保障家庭功能和培養農村個體發展能力等宏觀、中觀、微觀策略入手有利于緩解農村家庭風險。
關鍵詞： 性別失衡; 農村; 婚姻擠壓; 風險;
一、引言
根據浙江大學發布的《中國農村家庭發展報告》，農村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失衡嚴重，尤其當第一胎是女性時，第二胎的男女比例達到了194.3∶100[1]。性別失衡問題成為社會、家庭和個人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人口性別結構的失衡，是對人口進行性別歧視的社會后果，將誘發利益受損群體的社會失范行為，刺激和放大社會風險，進而影響公共安全、社會穩定和社會可持續發展[2]。
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我國性別失衡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李樹茁等認為，關注各個層面產生的風險和后果，保障弱勢群體的正當權益，滿足其合理需求是對性別失衡進行社會管理的重點[3]。也有學者指出，不同性別群體在儲蓄、消費、投資和風險偏好等經濟行為上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這對宏觀經濟增長有著明顯的影響[4]。劉亞飛和胡靜發現，未婚男性會對父母的健康和生活滿意度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在農村地區，當父母得知自己患有高血壓時，未婚兒子的數量會降低父母治療的概率[5]。楊雪燕等指出，性別失衡所帶來的“婚姻擠壓”迫使農村大齡未婚男性“被動失婚”，缺乏正常穩定的性伴侶，從而導致男男性行為發生率增加;同時，與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在艾滋病知識方面的掌握情況較差，從而對公共衛生安全帶來潛在威脅[6]。
由此可見，近年來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中國性別失衡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然而，既有研究較少立足于農村社會視角。性別因素對我國農村社會發展影響深遠，而農村的發展問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關鍵問題。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對鄉村發展做出了新的部署，論證了鄉村振興與全面小康之間的關系[7]。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村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卻始終步伐緩慢。農村家庭功能問題成為農村發展的重要問題[8]。近年來，性別失衡既對宏觀社會形成風險，又成為影響農村家庭結構，加劇農村家庭脆弱性，造成農村家庭風險的重要因素。作為一個農民占人口多數、農村家庭占全國家庭多數的國家，關注性別失衡農村社會的家庭風險問題對于鄉村振興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完整的家庭結構是家庭功能健康有效的重要保障，性別失衡使農村社會傳統家庭結構斷鏈、缺損，家庭功能弱化，導致農村家庭風險增加。對家庭結構變遷的綜述主要圍繞“家庭結構概念”“家庭結構變遷”“家庭結構變遷原因”展開。對于家庭結構的定義，目前學術界一致認為，家庭結構是指由具有血緣、姻緣及收養關系的成員所組成的生活單位的類型和狀態[9]。
對于家庭的形成和變遷，有許多經典的論述和研究。在中國歷史上，家庭結構可以分為“漢型家庭”“唐型家庭”和“漢型與唐型的折中”[10]。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家庭結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落和社區。2000年以來學者利用歷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對家庭結構進行了具體的劃分，將其分為核心家庭、夫婦家庭、缺損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二代聯合家庭、四代直系家庭、隔代家庭、單人戶，指出中國家庭的核心化局面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對于家庭結構變化的趨勢，國外學者認為，核心家庭是其他家庭模式賴以擴大的基本單位，核心家庭占主導地位是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11]。王躍生指出當代家庭的新變化在于，夫婦核心家庭迅速上升，單人戶繼續增加[12]。
對于家庭結構變遷的原因，學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李樹茁與王歡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進程導致脆弱型家庭(夫婦核心家庭、單人戶家庭、殘缺家庭)的增加，計劃生育政策促使獨生子女家庭成為主流，但是家庭變遷中主干家庭穩健發展[13]。我國家庭正朝著規模微型化、結構扁平化、類型特殊化的方向發展[14]。馬克思指出：“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15]因此，家庭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經濟的變遷會造成家庭結構的變遷。國外學者將工業化、城市化視為家庭結構等變遷的宏觀原因[16]。有學者從宏觀層面發現，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的經濟政策、文化、傳統觀念是家庭結構變遷的主要原因[17];也有學者注意到，婚姻狀況對單人戶比重大幅度提高的影響程度最大，生育狀況會影響核心家庭的壽命周期和從核心化向空巢化的轉變。
在關于性別失衡環境對農村家庭造成風險的研究中，有部分學者從人口學角度發現，性別失衡對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具有不利影響。已有研究指出，性別失衡對個體及其家庭產生的首要風險是婚姻擠壓和成婚困難，尤其對于農村家庭來說，性別失衡對其養老、醫療、健康和社區交往功能發展造成了障礙[18]。農村男性“大齡失婚”給父母帶來了情感和輿論壓力，也扭曲了正常家庭結構的生命周數和發展趨勢;家庭規模的縮減和生命周期中空巢期的加速提前會帶來老年人照料資源不足，老年人無法從子女中獲得較多的代際支持，農村家庭傳統的養老功能和家庭的分工協作也由此受到較大限制[19,20]。
此外，性別失衡在農村產生的直接風險是婚姻擠壓。婚姻擠壓指的是，“在一夫一妻制前提下，婚姻市場中供需失衡，即某性別人口與可以選擇的異性人口比例失衡，導致了部分男性或者部分女性無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擇偶，出現成婚困難”[21]。婚姻擠壓分為男性婚姻擠壓和女性婚姻擠壓。作為一種社會常態，婚姻擠壓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有所呈現，表現為地域擠壓、階層擠壓、學歷擠壓和性別擠壓等[22]。也有學者從年齡段、區域、城鄉的角度來進行分析，普遍認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年齡區間的差異造成了不同的婚姻擠壓程度[23]。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女性缺失和男性過剩，我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一度突破120∶100。雖然近些年男女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較高水平。我國的婚姻擠壓主要表現為男性婚姻擠壓，婚姻擠壓的后果主要由農村男性承擔。婚姻擠壓思想不僅為兩性婚姻困境提供了解釋框架，而且發展了一套度量婚姻擠壓的數量化方法，以度量兩性婚姻的難易程度[24]。
總而言之，針對我國的婚姻擠壓問題，我國學者主要從社會學和人口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觀層面，如運用大數據分析目前我國的婚姻擠壓程度和婚姻擠壓對社會公共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研究性別失衡的社會宏觀經濟后果等。而基于微觀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從婚姻擠壓角度分析農村家庭風險的研究寥寥無幾，婚姻擠壓下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較少受到關注。本文以農村未婚男性的婚姻擠壓問題為切入點，探討婚姻擠壓造成的家庭風險，從新的視角拓寬農村家庭風險的研究領域，并結合我國農村基本情況提出緩解農村家庭風險的對策建議。
三、性別失衡環境對農村家庭的風險沖擊
家庭功能的實現或正常發揮取決于家庭結構的完整性[25]。在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村家庭功能呈現出弱化的趨勢，家庭的穩態被打破，家庭功能機制面臨失衡。
(一)性別失衡引發農村男性婚姻擠壓現象
中國在歷史上就一直存在著“婚姻擠壓”問題。婚姻擠壓是指在婚姻市場中發生的供需失衡現象，當不同性別人群的數量差距太大或者潛在配偶質量差異較大時，就形成了婚姻擠壓[26]。婚姻擠壓分為男性婚姻擠壓和女性婚姻擠壓。當前，農村地區因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等生育觀念有著強烈的男孩偏好，男丁成為家族興旺、家譜延續的重要象征。在現今醫療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依賴性別鑒定技術實現對胎兒生育控制成為不少家庭的選擇。在農村存在“婚姻梯度模式”，即女性總是傾向于與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結婚。而在一夫一妻制下，婚姻市場供需失衡，即婚姻市場中可供選擇的男性數量遠遠大于可供選擇的女性數量，這導致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男性難以找到適合的結婚對象。受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和產業升級換代的影響，女性的擇偶標準是在婚姻梯度下適婚男性邁入婚姻關系的門檻，農村女性愿意下嫁社會經濟地位比自己低的男性的可能性較低。
(二)農村男性婚姻擠壓帶來的農村家庭風險
1. 農村男性婚姻擠壓帶來農村家庭養老風險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人均壽命不斷延長，社會老齡化初見端倪。一方面，“養兒防老”觀念在傳統家庭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養老保障體制還未覆蓋到農村地區。以兒子為主的家庭養老模式一直都是農村家庭的主要養老模式，農村父母的養老支持來源由兒子和兒媳等家庭成員提供，兒子在其中承擔著養老的重要任務，兒媳成為為父母提供照料的關鍵人物[27]。而在性別失衡背景下，男性婚姻擠壓的人口效應日益凸顯，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規模不斷擴大，被贍養者不斷增加。由于農村大齡男性被迫不婚，沒有配偶和子嗣，承擔贍養義務的主體就未能增加，家庭不斷上升的撫養比導致家庭養老壓力倍增，因此對有限資源的爭奪將不可避免加劇代際矛盾。性別失衡下的婚姻擠壓，既制約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履行對其父母的養老義務，也加深了現有家庭成員對其未來養老缺失的擔憂，從而對家庭養老模式和家庭養老能力帶來重要影響。
2. 農村男性婚姻擠壓導致農村家庭結構不穩定風險
由于第二性別比(出生嬰兒性別比)是第三性別比(成熟個體性別比)的基礎，因此處于高位徘徊的出生性別比導致婚姻市場兩性資源難以匹配。再過20年，一部分大齡男青年將在同一年齡層次的女性中找不到結婚對象，因此不得不把選擇范圍擴大到下一個年齡層次。通過這樣的循環，“老夫少妻”的家庭婚姻結構將成為普遍現象。人口失衡也加劇了年輕男性和年長男性之間因爭奪配偶發生的沖突。隨著農村性別比失衡狀況加劇，部分農村未婚男性迫于婚姻壓力爭著迎娶那些丈夫不幸去世的年長女性(如根據某農村剩男調查，有人饑不擇食，倒插門娶表嬸[28])，從而形成“少夫老妻”的婚姻模式。除此之外，爭奪新娘，“早婚”現象在農村屢見不鮮。例如，某博士回家過年時發現，農村相親訂親的時間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歲的男孩們就已加入相親大軍了，用當地媒婆的話說，“現在女孩那么少，必須早早給占上”[29]。因此，性別失衡背景下滋生了“被迫不婚”“老夫少妻”“少夫老妻”“早婚”“亂倫”等現象，這些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村家庭婚姻結構的穩定。
3. 農村男性婚姻擠壓導致農村道德滑坡風險
隨著我國兒童性別比失衡的加劇，未來女性數量短缺，滿足不了同等量的男性結婚需求，新娘短缺成為農村的普遍現象。在新娘稀缺的情況下，未接受高等教育的農村大齡男性選擇在地下婚姻黑市進行交易。婚姻貿易的惡性循環在農村成為一種不良風氣，沒有法律意識的村民通過接受被拐賣來的婦女和兒童來“傳宗接代”。農村甚至存在著“童養媳”“換婚”“群婚”“租婚”等丑陋婚俗。例如，天涯上就有網友分享一女大學生被人販子抓走倒賣多次，還要供三個兄弟和兄弟的爸爸“共用”，這家人的觀念是“反正懷了孩子都是我們家的種”，結婚就是為了傳宗接代[30]。性別失衡導致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增加，也為農村性暴力案件、農村校園性侵案、農村性奴案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農村傳統觀念的“代代相傳”及倫理道德的滑坡和喪失對下一代形成了不良的示范效應，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倫理道德滑坡在代際影響下給農村家庭造成了極大的風險。
4. 農村男性婚姻擠壓影響農村家庭生產功能
在經濟生產方面，傳統的家庭經濟生產是男耕女織的模式，夫妻雙方相互協作，共同經營家庭。在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村大齡男性缺失配偶，成為“老光棍”，缺乏勞動的積極性，從而制約了農村家庭經濟的生產。在經濟的生產上，家庭的合理分工能夠減輕男性的負擔，使經濟來源得到較好的保障，家庭的經濟收入也能得到提高。缺失配偶的農村家庭只能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生產，而無法擴大再生產，從而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村未婚男性的收入，讓未婚的貧困家庭難以脫貧。在人口生產方面，由于貧困，這些家庭完成家族“傳宗接代”的任務也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5. 農村男性婚姻擠壓帶來農村家庭成員個人風險
婚姻擠壓的個人風險主要表現為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生殖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系等帶來的風險。在中國這樣一個“普婚制”國家里，配偶的缺失意味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正常穩定的性生活難以得到滿足。為了滿足生理需求，他們會選擇商業性行為作為性彌補手段。這種商業性行為往往是不安全的，會加大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的傳播概率，對他們的生殖健康問題帶來極大的隱患。在社會交往或社會關系中，性別失衡形成的“光棍”群體不僅缺乏伴侶的關心和照顧，更被排斥在很多社會活動之外，這無疑給他們帶來了沉重和無法排釋的心理壓力。同已婚人群相比，大齡未婚人群在社會中是被孤立的，他們更容易感到孤獨。對這些弱勢群體來說，貧困或社會排斥帶來了嚴重的孤獨感。遭遇不能婚配的打擊，或多或少會加重這些男性的失落感、挫折感，在極端的情況下使不能婚配者因悲觀而自殺。即使能夠維持生活，這個群體也會因婚姻無望而產生沉重且無法排釋的心理壓力。
四、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村家庭風險原因分析
(一)城鄉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
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性別比結構失衡的背景下，受區域經濟條件的制約，處于農村貧困地區的男性不易婚配。雖然得益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村經濟也在較快增長，但是與城市相比，大多數農村經濟還比較落后[31]。受群體主流婚戀觀的影響，接受了更多教育的農村女性開始把握“婚姻梯度”的界限，將其內化成自己婚戀選擇的標準，且大部分進入城市工作的農村女性不再愿意嫁入農村。另外，由于“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包含著豐富的社會信號，一直為中國人所恪守[32]，逐年攀升的“彩禮”也成為農村未婚男性重要的經濟負擔之一[33]。因此，在女性短缺時，社會經濟條件相對低下的農村男性擇偶機會大大缺乏。
(二)生育政策影響人口結構
1980年我國計劃生育人口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實施。其主要內容包括：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除經過批準的特殊情況之外，如系國家干部、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城鎮居民，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對于具有男孩偏好的農村家庭來說，計劃生育政策在無形中會進一步強化他們的性別選擇意愿。這種生育選擇意愿將直接支配他們的生育行為。2018年是我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三年，但中國的人口狀況依然不樂觀，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口數據表明，年度出生人口中二孩性別比例呈現增高的態勢[34]。究其原因，早生、多生、生育男孩一直以來都是中國農村堅守的傳統生育價值觀念。過去，由于計劃生育政策，農村夫婦的生育意愿無法在“早”“多”方面體現出來，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在“男”字上做文章。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對于那些已經有一個女孩的家庭，他們生育男孩的愿望被抑制。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他們重新獲得了生育男孩的機會。為了實現生育男孩的目標，許多農村家庭通過各種手段進行性別選擇性生育;而對于已有一個男孩的農村家庭，他們選擇性生育女孩的動機不強[35]。因此，二孩政策的實施無意中也使性別比例失衡狀況加劇。
(三)中國農村傳統性別生育觀念根深蒂固
中國農村的生育觀念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表現為特有的生育文化和性別文化[36]。儒家文化對性別生育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第一，男尊女卑思想。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是以父系為軸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一直推崇的思想，從孔子的“綱常禮教”“夫為妻綱”觀念到程朱理學的“三從四德”“從一而終”思想，女子的地位一直處于相對低下的位置，缺乏社會的尊重和認可。隨著五四運動以后各種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這種思想有所改進，但是農村中父權思想和男孩偏好被奉為金科玉律，祖祖輩輩的觀念已經深深沉淀在農村文化之中。第二，養兒防老和多子多福的觀念。儒家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兒子對于農民家庭和傳統家庭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性別的自然屬性，成為家庭勢力、家族興旺、家譜延續的重要象征。而“不娶無子”被視為男子的恥辱，甚至是不孝的行為。女兒出嫁時，被說成是“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一般不允許出嫁的女兒再回家侍奉娘家父母，這也就意味著女孩沒有養老功能。因此，便在農村出現了生男者歡天喜地、生女者垂頭喪氣的情況。在廣大農村地區，大有“不生男孩誓不罷休”的境地。第三，傳宗接代觀念。在農業文明中，“男主外女主內”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經濟生產中起著主導作用，因此男性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高于女性。在家族文化中，建立在父系制度基礎上的男性單性繼嗣是主流，在漢族的姓氏譜系中，都是隨父姓，女子出嫁則成為夫家的人，不用本姓而改用丈夫的姓氏。因此，傳統文化在根本上影響了農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和性別價值觀。
(四)胎兒性別鑒定技術被廣泛運用
隨著我國在科學技術上的顯著進步，胎兒性別鑒定技術在性別結構失衡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前，農村家庭生育男孩的意愿主要通過增加子女生育數量得以實現。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制執行，農村家庭生育數量受到了嚴格限制，人們只能通過其他手段來實現他們男孩偏好的生育意愿。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超聲波技術、胎兒性別鑒定技術和人工流產技術被人們廣泛運用，這些技術實現了人們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選擇性生育男孩的愿望，導致自1980年以來生育率下降而性別比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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