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倡議的提出與實施，對于全面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及自身建設能力，具有重要意義。要創造性地完成這一任務，必須立足新時代背景，確立正確的治黨原則。必須處理好從嚴治黨與國家及社會治理中的非對等關系，及組織內部治理與外部力量參與的關系、從嚴治黨的動力與壓力關系等多方面的復雜關系。在此基礎上，可創造性地進行新時代的制度群建設、思想觀念建設及政治生態建設。

　　關鍵詞：全面從嚴治黨;創造性;新時代;原則;路徑

　　《今日四川》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這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領導革命實踐與各項事業的寶貴經驗。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面對新的社會矛盾與各種挑戰，最有效的應對方法就是加強從嚴治黨，增強黨的執政能力。2014 年 12 月，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指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1]。這是中共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并且首次提出“四個全面”。

　　2015年 2 月，習近平撰文指出：“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倡議布局。”[2] 這就把全面從嚴治黨上升到黨的倡議布局高度。這標志著黨的建設進入全面從嚴治黨的新的歷史階段。目前反腐敗工作及管黨治黨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就，但是，黨的十九大報告已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即管黨治黨工作不會停歇及松懈，而且將推進到縱深處。因此，全面從嚴治黨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尤其是一個需要大膽探索，需要拿出決心與勇氣，敢于開拓創新的功業。這就必須重新理解新時代的特點與需求，從而創造性地開展這一歷史任務。

　　新時代，首先指稱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不僅GDP總量居世界第二位，而且穩步增長。其次指稱，中國由于經濟實力的支撐，再度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央，對世界秩序的穩定與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概念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在政治、文化、社會發展方面將迎來更有力度的改革，同時治國理念將做出重大調整。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決定了執政黨的道路選擇。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論斷決定了經濟工作成為黨的中心工作，成為黨的最重要、最基礎性的工作。

　　這個論斷是正確而必要的。但是，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廣大人民群眾已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物質需要，而是轉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及向往。承認這一主要社會矛盾的變化，就預示著執政黨的執政理念與執政方式將隨之做出重大調整。即一方面弱化對GDP的執念，另一方面“以人為中心，以人民為根本”的執政理念將引導著黨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等各領域的改革與發展。這就使全面保障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基本權利等基本原則得以彰顯，使以人為本的理念成為新時代最鮮明的特點，當然，也就成為全面從嚴治黨持之以恒地進行，并向縱深處發展的閃亮航標。

　　一、要創造性地實現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準確把握及處理好新時代背景下的多重復雜關系

　　全面從嚴治黨的宗旨是提升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確保國家長治久安，這就需要處理好三種關系：

　　一是處理好從嚴治黨與社會治理的非對等關系，即重新思考、定位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內在關系。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先進的文化、思想觀念、工作作風及生活作風的引領者。同時，中共作為執政黨，必須肩負著發展生產力、捍衛法治、創建新制度、保障民生、護衛國家安全等所有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重任。這些目標與重任，都內在地要求中共必須全面從嚴治黨，否則終將退出歷史舞臺。習近平同志上任以來，把這一歷史重任重新提到全黨及全國人民的面前。中共由此大力加強了“管黨治黨”系統工程，力圖實現思想、作風、紀律、制度的全方位治理整頓。

　　這一舉措受到各方贊譽。但是，在開展黨內治理的同時，是否要把這種高標準、高要求推廣為對全體社會成員的要求呢?現代文明的常態是，對公權力及公職人員的行為要求及其管理相對嚴格，而對大眾日常生活的行為標準則日趨寬松。管黨治黨與社會治理應當是不同性質的工作。凡黨外人員，沒必要也不應當對其提出類似于中共黨員的標準與要求。黨內嚴格的政治生活準則只適用于黨政干部，而不適用于黨外社會生活與日常生活。對后者，應當寬而容之。正像龍靜云教授所指出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擁有寬松自由的經濟行為選擇權和過上寬松自由的日常生活，是調動人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前提條件，是強國富民的必備條件。”

　　中共對待政治生活有團結統一的優秀傳統，但是，在傳承這一優秀傳統的同時，必須兼顧歷史發展及社會發展的新背景，必須重視民眾對自由與解放的內在需求，即必須正確處理從嚴治黨與社會治理的關系。對黨內的管黨治黨工作，應當全面從嚴，從政治上、組織上或紀律上嚴格要求、嚴厲約束。對社會治理工作，應當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情況，對其思想道德境界、政治覺悟、日常生活習性等給予寬容對待，或適度引導，只要其言行符合法律要求即可。

　　二是處理好組織內部治理與外部參與的關系，即共產黨組織內部的從嚴治理與外部力量的參與如何實現有效的對接、耦合問題。從嚴治黨本是一個組織內部的治理工作，本應在組織內部展開與完成，并與外部世界保持某種距離，但是，中國共產黨是法定的執政黨，動輒牽涉全局，因而不可能關起門來搞治黨工作。并且，中共從嚴治黨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民眾與社會認同度，這就更需要重視黨外的聲音與態度。“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治國理政、管黨治黨的智慧和力量，從嚴治黨必須依靠人民……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表現都要交給群眾評判。”

　　全面從嚴治黨，既是黨組織內部整治活動，也是開放的、允許并鼓勵全民參與的國家治理活動。對于從嚴治黨的啟動、進程、各項舉措及成果，需及時向外界公布，以獲取外界的理解與支持。黨外各界人士及各種社會力量，均有權知曉、評價、監督及建議。贊揚與鼓勵能夠提升奮進之志，批評與建議也能帶來鞭策與清醒，都需要重視與虛心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