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檔案館參與社會記憶建構是推動檔案價值實現的重要路徑。檔案館參與社會記憶在豐富社會記憶、提升社會記憶權威性的同時，為檔案信息資源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檔案館所承擔的信息資源管理責任決定了檔案館參與社會記憶的路徑的特殊性，即為社會記憶建構提供權威的檔案信息資源保障是檔案館參與社會記憶建構的首要責任，而獨立或與其他社會記憶建構主體合作從事具體社會記憶建構，則是對檔案館社會責任的積極拓展。

　　關鍵詞：社會記憶記憶建構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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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化進程中的自我迷失是人類面臨的共性挑戰。救治社會現代化進程出現的“現代病”呼喚著社會記憶。社會記憶是思想合理性的源泉，是明辨是非、以史為鑒的先決條件。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所經歷的從記錄到記憶的過程是人類不斷闡釋和審視自身發展歷程的過程。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揭示前人的所思所求之中所孕育的歷史發展邏輯，為當代和未來人的發展提供啟示，是歷史闡釋的價值之所在，更是“歷史”價值實現之根本路徑。根基于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社會記憶通過對歷史的現實闡釋幫助人類認清自我、明晰應有的發展道路，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提供了重要路徑。

　　一、人的發展與社會記憶

　　人的發展的社會性與歷史性決定了人的發展總是在不斷汲取民族智慧的基礎上展開的。身處不同自然環境、經濟生態中的民族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所選擇的生產形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會組織形式差異，造就了民族間發展的最初差異。農耕民族、游牧民族、漁獵民族之間的發展差異不僅體現在生產方式上，也體現在生產方式差異所導致的信仰、價值觀、習俗的差異上。生產方式的差異決定了不同民族賴以維系自身發展的文化差異。農耕民族注重人口的繁育、禮俗教化與和諧的人際關系。與之相適應，孝悌文化、誠信文化與生育文化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內容;游牧民族則崇拜英雄，推崇力量與智慧;漁獵民族敬畏自然力量與人類的保護神，注重儀式文化。

　　前工業文明社會，經濟與人類活動的地域性使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了富有個性的民族文化傳統，支撐著各個民族的發展。工業文明的出現，工業生產對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與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打破了原有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地域局限，人的流動性不僅成為必要，而且流動程度不斷增強。建立在原有封閉地域交往基礎上的文化傳統不斷受到工業文明所創造的新文化的沖擊，文化斷裂成為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工業文明發展所帶來的物質文明與精神生活質量的提升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工業文明社會的生活方式。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作為工業文明的核心承載者，成為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的聚集地。伴隨人力資源與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隨之而來的是建立在血緣、人際情感基礎上的傳統熟人社會紐帶被陌生人社會的利益紐帶所取代。

　　新的社會問題不斷呈現在人們面前：城市新主人對城市生活方式的適應問題;城市不斷擴張和競爭程度的提升帶給城市新主人的生存與發展壓力及其所引發的生存與發展道路再選擇問題;流動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比例的提升所引發的身份認同與歸宿感問題，以及大城市病問題;傳統文化斷裂所引發的親情、親人呵護問題及其所生發的倫理道德困境;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及不同發展水平城市間差異的擴大所引發的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國家發展倡議問題以及國防安全問題等。

　　面對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問題，人們寄希望于通過對自身發展歷史的審視來尋求破解問題的啟示或對策。歷史發揮著給身處發展中的人們以智慧啟迪和理性提升的作用。在人們對歷史的自省中，社會記憶得以出場，通過對歷史的現代闡釋使人們明辨是非、厘清發展思路再出發成為可能。

　　社會記憶是人們對歷史的揭示與闡釋過程，是追尋歷史意義的過程。社會記憶呈現的不是歷史片段或畫面，而是圍繞特定事件或活動形成揭示記憶對象內在性的一種歷史表達方式或歷史呈現形式。社會記憶通過對社會發展史的梳理來提煉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從人們生產、生活的角度出發闡發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所在，并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闡釋，成為傳承人類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

　　社會記憶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記憶包括官方的社會記憶與民間的社會記憶。官方的社會記憶是社會統治者或管理者基于自身統治或管理的需要，對歷史做出的規范性闡釋。在我國，封建時代的統治者通過官修國史傳統編撰前朝國史，來體現統治者的意志或彰顯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國史編修過程中，無論是對前朝皇家的記事，還是對文人、武將事跡的記錄，無不體現出當時統治者的思想與訴求。與此同時，地方官員組織地方志的編修來反映地方統治的成就和地方的風土人情，同樣體現了官方對地方事務管理的訴求。除此之外，出于教化民眾的考慮，歷代統治者均注重選擇相應的素材編輯成教化手冊，供地方官日常管理之用。這一切表明，官方社會記憶作為宏大社會敘事成為官方進行社會統治與管理的重要工具，一直在發揮著重要作用。狹義的社會記憶主要指民間的社會記憶，是人們對具體歷史事件、運動和活動，組織、社區、民族或家族歷史的闡釋性再現，既包括學者對公共事件，包括歷史事件、社會傳統、民族傳統、社會問題的闡釋，也包括社會公眾對自身傳統、社區變遷、家族發展歷程的闡釋。前工業社會的社會記憶主要是官方的社會記憶，這與前工業社會官方對民間社會記憶采取打壓政策，以此來確保“牧民政治”的實施有直接關系。工業社會所確立的自主性發展與政治民主性原則為民間社會記憶的發展提供了可能與發展動力。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記憶對工業社會及其以后社會的社會共同體形成及作用的發揮有著重要促進作用。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人總是生存和發展于具體文化共同體之中的。農業社會人們生產、生活地域的相對確定性決定了農業社會社會共同體的形成呈現明顯的天然性，即長期在一個地理空間中勞作、生活的人們依靠傳統倫理道德這一社會紐帶，所形成的認知與評價標準來維系社會的運行。工業社會的不斷擴張性及其所導致的新人隊伍不斷擴大，意味著工業社會社會共同體建設是需要通過包括文化建設在內的社會建設來形成的。其中，實現社會文化認同是社會共同體建設的關鍵。只有實現了社會的文化認同才能為社會人提供共同的精神家園，使社會有機存在與發展成為可能。

　　文化認同為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提供心理基礎，也為社會管理提供心理基礎，進而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認知與心理基礎。王明珂指出：“在一個人的社會生活中，這些對過去的記憶形成個人心理上的一種構圖，當個人作為某群體的一分子，與外在世界的個人或群體互動時，透過這心理構圖的回憶，個人得以建立其社會認同的體系。這樣的回憶常是集體性的，也就是社會人群經常集體選擇、活化并強化特定的社會記憶，以凝聚成員彼此的認同。”[1]

　　對于一個社會的和諧、有效發展而言，借助于集體性的社會記憶來養成社會成員的文化自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會行為準則與行為操守，社會問題的解決才能達成認知上的共識與行動上的合力。對社會中的個體而言，只有實現個人記憶與社會集體記憶的有機融合，個人才能真正融入所在的社會之中，個人的力量才得以有效發揮，個人的發展才能在社會發展中得以實現。面對斷裂、碎片化的社會文化，社會共同體無法形成，新的社會問題不斷滋生，解決社會問題的難度不斷增大、成本不斷提升，甚至導致一些真的偽社會問題的出現，從而干擾真正社會問題的解決。身處這種社會中的個人自然無法依靠一己之力來解決個人的發展問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出現的一些問題與優秀傳統文化斷裂有直接關系：如“孝”與養老問題;“仁”與誠信經營、敬業精神問題;對個人或群體利益的過度追求引發的社會責任意識、集體主義精神缺失所導致的社會合作程度下降;社會問題解決過度依賴政府，社會問題解決成本不斷提升，有限的公共資源越發難以支撐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

　　通過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挖掘和現代闡釋以形成相應的社會記憶，并以之來推動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和社會倫理道德的完善，推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社會文化共同體與社會共同體建設與發展，成為當下我國社會文化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

　　二、作為歷史記錄的檔案與社會記憶建構

　　記錄與記憶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形式，二者有本質區別。記錄是以文字、電子或數字形式對現象、事件、活動及其結果所進行的反映。記錄活動是隨著現實活動的展開或事件的發生而歷史地展開的過程，記錄活動的出發點在于通過對“歷史”進行有意識的留存，為人們日后反思問題、總結經驗、維護權益提供重要依據或必要素材。從這一意義上講，記錄本身是為了記憶，但記錄只有經過人們的現代闡釋賦予其相應的意義并為人們所認同和接受，才能產生相應的記憶。記憶是當下人對歷史事件、活動的現實揭示與闡釋，并成為人們認知與思維的重要源泉。記錄存在于相應的存儲介質或載體之中，而記憶則存在于人的心里。

　　相對于個人記憶，社會記憶更加強調其集體性或社會性，即社會記憶一定是對特定群體乃至社會具有意義的記憶。作為服務于現實人生存與發展的歷史記錄不僅通過社會記憶的形式來發揮作用，社會記憶作用的有效發揮還總是建立在當代人的問題意識與自我選擇基礎上的，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那樣：過去是由社會機制存儲和解釋的。

　　社會記憶建構的目的性與選擇性意味著社會記憶是主觀的，即社會記憶是建立在當代社會歷史闡釋者的認知、思維與思想傾向及目的導向基礎之上，“歷史總是當代史”恰如其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社會記憶的主觀性決定了有效的社會記憶必然立足社會現實需要而生發并不斷豐富、轉化，而立足社會記錄來選擇和確定社會記憶主題，并圍繞主題對社會記錄所提供素材的意義進行闡釋以建構相應的社會記憶，是確保社會記憶權威性與價值的關鍵。檔案不是社會記憶本身(專門的社會記憶檔案除外)，檔案是建構社會記憶的重要素材。檔案的歷史記錄性決定了檔案資源中蘊藏著權威、豐富的社會記憶素材，立足檔案資源進行社會記憶建構既是確保社會記憶建構權威性的內在訴求，也是發揮檔案對現實社會作用、實現檔案價值的重要途徑。檔案與社會記憶建構之間這種特殊關系為檔案館參與社會記憶建構提供了可能性保障。

　　社會記憶的現實性、檔案資源形成的歷史性以及檔案資源對歷史記錄的權威性，決定了其對社會記憶建構發揮間接的控制性作用，即社會記憶建構主體是根據現實社會發展面對的問題而不是檔案資源的構成狀況來選擇社會記憶建構主題的。從這一意義上講，檔案資源對社會記憶不具有直接影響。但檔案資源對歷史記錄的權威性決定了其對以檔案素材為主要依據的社會記憶主題闡釋常常發揮著關鍵性，甚至決定性影響。從這一意義上講，檔案資源對社會記憶建構具有控制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