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質是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特殊安全困境。盡管其“艾利森版”過度強調了守成大國發動預防性戰爭的風險，也沒有嚴密論證恐懼和戰爭之間的作用機制，但是仍然有值得改進的學術價值。用軍備代替戰爭，基于過去兩百年間(1816—2012)主要大國的面板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了這一類安全困境中的反常現象：隨著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實力接近，前者會傾向于增強軍備，后者則會以削減軍備回應。這一現象與已有的關于預防性戰爭和軍備競賽的理論明顯相悖。

　　其原因在于，守成大國面對崛起大國的發展優勢，優勢策略是提高自身的發展潛力，而不是將潛力轉化為軍事力量。同時，存量優勢能夠幫助守成大國降低對安全的敏感性，而該條件是崛起大國所不具備的。因此，在同一“修昔底德陷阱”中，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在安全競爭中的行為很可能是不對稱的，守成大國更容易通過不對稱競爭恢復、維持和擴大長期優勢。

　　這一理論發現的政策含義在于，理解了這一不對稱性后，崛起大國應該自覺認識到軍備在安全上邊際效應的有限性，主動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中針對崛起大國的軍備陷阱。在守成大國采取減少軍備投入與遏制相結合的不對稱競爭策略時，崛起大國應當在發展潛力上內向進取，避免在安全與發展上的全面突進。

　　【關鍵詞】 軍備競賽 修昔底德陷阱 安全困境 崛起大國 守成大國

　　【作者簡介】 肖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 “修昔底德陷阱”的改進與檢驗

　　中國學界對“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及其背后所蘊含之邏輯的回應不可謂不多。究其原因，在于其最重要的使用者格拉漢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雅典和斯巴達在古典時期的競爭來比喻現在的中美關系。在他看來，分別作為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的中國與美國正如伯羅奔尼撒戰爭前的雅典與斯巴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與英國，因前者試圖取代后者、后者恐懼前者而導致戰爭的可能性比“已經認識到的要大得多”。而要避免這一沖突，則需要雙方在觀念和行動上做出“任何人都還沒做到過的根本轉變”。針對中美正在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論斷，中國學界主要從兩種路徑加以回應。

　　其中，主流路徑是“就事論事”，單獨檢驗當前中美關系是否適用于“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正面路徑是在單元層次上強調中國的文化和政策特性，以“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對外行為表明中國并沒有運用武力推翻現行世界秩序的意圖”;在體系層次上則強調全球化和國際社會的形成、經濟相互依賴、集體安全體系、核武器、網絡時代信息的高度透明對國家的預期和行為的改變。

　　它們共同決定了這一概念不適用于中美關系和當今時代。反面路徑則是質疑雅典和斯巴達的競爭關系的普遍可比性，甚至進一步否定更加冒進、更愿意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雅典的崛起大國身份。這兩種方法的根本出發點都是要縮減甚至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學理價值。

　　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種回應則觸及其邏輯的作用機制，那就是守成大國對崛起大國的恐懼是否是有條件的，以及這種恐懼是否一定會導向戰爭。這一回應可以被看作對原有概念的改進和深化，挖掘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學理潛力，也是國際學界在大國沖突領域推進研究的主流方向，但是相對而言，中國學界沿著這一路徑推進的研究卻為數不多。

　　在崛起大國觸發守成大國恐懼的因素分析上，相關研究提出的答案主要是兩國在單元層面上的制度距離，借用和追隨了戴維·阿普特(David Apter)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關注國家類型阿普特根據等級制的程度和價值類型對國家進行分類，在等級制坐標軸的兩端分別是金字塔式的等級制和多元競爭，價值類型的兩端則是完成性的(consummatory)、最終的神圣價值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中間性的世俗價值。據此可以將國家分為四個理論類型。和國內政治聯盟斯奈德提出了國內政治中的“卡特爾化”的概念，即物質資源、組織力量和信息集中在個別狹隘集團的程度。

　　卡特爾化的程度越高，越容易過度擴張;反之，民主制度則有利于分散的利益集團制衡卡特爾集團的利益和擴張政策互助。的研究路徑。這類研究指出，“現代國家國內政治模式及其對外倡議選擇出現了明顯差異，反映到國際倡議互動上，體現為不同崛起國對于特定國際體系的改變程度及其對外行為的進攻性程度截然不同”。只有當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屬于不同類型(例如世俗—自由、威權、神圣—集體模式國家)時，兩者才會因國際目標上的差異引發相互間的敵意和恐懼，才可能進一步引發權力轉移戰爭。

　　其中，世俗—自由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神圣—集體國家最容易引發戰爭，威權國家則處于中間位置。唐健：《權力轉移與戰爭：國際體系、國家模式與中國崛起》，《當代亞太》2014年第3期，第86—87頁。這種分析思路與改進后的民主和平論基本一致：民主國家不是厭惡戰爭本身，而是不愿意與其他民主國家交戰;其機制也不是出于對戰爭成本和社會福利的考慮，而是民主國家間不會將彼此視為威脅和恐懼來源。歸納而言，這一譜系的研究指明守成大國會對崛起大國擁有差異性認知。

　　除了針對崛起帶來恐懼的“上半”機制外，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回應還涉及恐懼導致戰爭的“下半”機制。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而言，主流觀點大體上開始認為處于守勢國家的恐懼及其預防性戰爭應當為大國間沖突承擔主要責任。例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新研究就指出，引發此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變量就是德國對迅速工業化的俄國的恐懼，因而寧可選擇在1914年進行一場預防性戰爭。梅然：《德意志帝國的大倡議：德國與大戰的來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86—588頁。

　　在該研究領域，戴爾·科普蘭(Dale C. Copeland)專門建立了一套動態差異理論，指出了將恐懼轉化為戰爭的兩項重要的內外條件——守成大國衰落的性質和國際體系的極性。他指出，無論是在兩極還是在多極體系中，衰退的守成大國最容易發動戰爭。而當這種衰退體現在經濟力量和整體潛力更弱、同時多極化程度更低(潛在的競爭對手越少)時，它們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概率就越大。戴爾·科普蘭：《大戰的起源》，黃福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0—27頁。羅伯特·鮑威爾(Robert Powell)則用博弈論證明守成國對自身衰落的預期極為關鍵。在持續衰落的預期下，綏靖只會導致其未來在更不利的情況下面對崛起國，因此將促使守成國更堅決地加以反制。相反，則有利于守成國多做讓步。

　　Robert Powell， “Uncertainty， Shifting Power， and Appease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4， 1996， pp.749-764.除了對衰落的預期和極性之外，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的力量對比也被廣泛視作觸發預防性戰爭的重要條件。例如，存在一個容易觸發戰爭的力量對比閾值(80%～120%)，一旦崛起大國借助各種機會窗口越過這一階段，出于成本和能力的考慮，守成大國的恐懼雖然不會減弱，但是不大可能再發動預防性戰爭。Ronald Tammen， ed.，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這也符合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那就是當威脅明顯超過解決能力的時候，國家對威脅的感知反而會更加遲鈍，更傾向于采取綏靖政策。

　　推薦閱讀：《政策》(月刊)創刊于1993年，是中共湖北省委主辦，省委辦公廳、省委政研室承辦的省委機關刊物。創刊以來，在編委會正確領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