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針對當下文化商品化大潮引發的文化消費生態危機，有必要規范化建構文化消費生態治理體系。這也是國家文化治理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建構該體系的目標是使文化消費生態圈的內生態主體和外生態環境形成一種良性互動、有機融合的生態關系。文章基于跨學科視野，運用規范研究法，在經濟和文化兩個維度之間尋找消費生態和文化生態的平衡點。引入生態學上的“生態位”和“生態鏈”的概念研究內生態主體之間的關系，運用用PEST變量模型分析法分析外生態環境。最后提出要不斷強化對文化消費者的引導和對文化消費市場的調控，促使良性的文化消費生態形成，倒逼文化生產生態回歸正軌。

　　〔關鍵詞〕 文化消費;文化消費生態;文化消費生態危機;文化治理體系

　　《文明與宣傳》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

　　一、 文化商品化大潮引發的文化消費

　　生態危機

　　在我國當下的消費社會和“大眾消費狂歡”“大眾文化狂歡”語境中，文化商品化大潮引發了文化消費生態危機。這一危機既是經濟領域的，更是文化領域的，需要我們從經濟與產業、文化與社會兩個視角加以關注。

　　在經濟領域，文化消費生態危機的反映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文化消費上的價值失范造成文化市場道德失范和競爭失序。當下大眾文化消費已經在量的規模上完全碾壓了精英文化消費，大眾成為了最主要的文化消費主體。由于大眾在消費上往往存在過分自由化、個性化的傾向和隨大流、無意識的盲從慣性，其價值判斷的標準相對較低。因此當大眾文化消費成為文化消費市場主流，難免引發文化消費上的價值失范問題。因為此時價值判斷標準較低的大眾是文化市場所要迎合和誘惑的第一對象，市場不但迎合其口味，還無所不用其極地誘惑其注意力，不惜把作為文化商品的格調從“通俗”不斷降格逐步向“庸俗”“低俗”甚至是“媚俗”方向發展。并利用“算法推送”模式把一系列“三俗”文化內容推送成高點擊率、高瀏覽量的“網紅頭條”，毫無道德底線地展開市場競爭，難免導致文化市場亂象頻現。

　　例如，2018年上半年，快手、抖音、火山等短視頻直播平臺上就出現了“14歲早戀生子”“全網最小二胎媽媽”的17歲姑娘的直播秀，并獲得40多萬次的播放量和5萬粉絲，收到500多萬次點贊，一舉成為“網紅”，其影響力令人驚駭[1]。更有甚者，2017年已在國外被封禁，卻于2018年初流入國內，在多家視頻平臺播放的充斥軟色情暴力內容的兒童“邪典”動畫片播放量高達數十萬[2]。如今，此類現象不斷沖擊社會公序良俗，造成惡劣影響。

　　第二，文化消費上的全民娛樂盛況造成文化產業泛娛樂化。當下，一提起文化消費，一般民眾最先想到的通常是看電影、看直播、打游戲、去娛樂場所等強娛樂性的文化消費活動，而不是閱讀、培訓、咨詢等發展性的文化消費活動。而且大眾傳媒還不斷制造出大眾娛樂的狂歡景象，線上和線下社交場所中的人們均圍繞著娛樂而開展社交，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商業區亦大肆渲染這種娛樂氛圍。“娛樂至死”已不是一句杞人憂天的駭人之語，而是真實地描繪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狀態。

　　“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3](1)在盛況空前的娛樂場景中，娛樂產業不但是文化產業的支柱，而且已經完全滲透在文化產業的方方面面，造成文化產業呈現泛娛樂化發展態勢，產業內部結構嚴重失衡。2018年3月工信部發布的《2018年中國泛娛樂產業白皮書》 指出：2017 年我國泛娛樂核心產業產值約為 5484 億元，同比增長 32%，預計占數字經濟的比重將會超過1/5[4]。

　　2018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34722億元，占GDP的比重為4.2%，比上年提高0.06個百分點;按現價計算(下同)，比上年增長12.8%[5]。可見，泛娛樂產業增速增幅均遠遠高于文化產業整體增速增幅，已經成為文化產業的支柱產業。這種情況是喜憂參半的，喜的是其發展紅火，憂的是其發展顯得過于任性，創造的社會效益往往不及經濟效益。

　　第三，文化消費上的消費異化造成文化產業多層面異化。顯然，消費者喜愛什么，產業就會生產什么，市場就會供給什么。“文化殖民化”異化現象導致了文化產業局部呈現西化色彩，浮蕩資本主義情調[6]。“技術殖民化”異化現象則導致一些文化科技企業片面炫技，彌漫技術浮夸風。

　　而種種非理性的消費異化行為，如癡迷偶像、沉迷游戲、無度打賞等更導致了一些文化傳播平臺大打“眼球經濟”牌，緊盯某些消費者的低俗眼光，頻頻突破道德底線，擾亂社會公序良俗，挑逗蠱惑消費者。而文化消費不足現象作為“文化消費異化”現象的一個層面也普遍存在于我國當代社會，反映了當下國民不尚文化的“反智主義”心態，導致文化產業經營主體投大眾文化市場所好，大量生產弱文化性、強娛樂性的產品。

　　同時在精神領域，文化消費生態危機的也反映在三個方面。首先，文化消費上的“去意識形態化”傾向造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生態危機[7]。這一傾向的產生有雙重因素，一是我國文化產業日漸自由化和庸俗化，以模棱兩可的價值標準迎合最廣大的受眾，對于意識形態屬性這一文化生產的根本屬性持“無所謂”的態度，弱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二是普羅大眾作為最主要的文化消費者，往往表現出一種“任性”的消費態度，片面強調消費上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文化消費中片面追求情緒宣泄、感官刺激、縱欲享樂等，偏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去意識形態化”傾向在消費領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左右。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往往通過其具有高度流行性的大眾文化產品進行傳播，如歐美影片中大量夸示資產階級奢靡放縱的消費方式，我國大眾受此影響頗深。

　　其次，文化消費上的價值觀泛化傾向造成社會文化生態危機。在大眾傳媒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大眾觸手可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內容，也被各種各樣的文化價值觀所包圍——打開手機，隨意瀏覽微信段子，刷“朋友圈”，看小視頻……就不知不覺就被灌輸了某種價值觀。

　　而當前文化傳播又呈現出泥沙俱下的現狀，大眾很容易被大量植入良莠不齊的文化價值觀影響而導致價值觀泛化，逐漸喪失價值判斷主動性，安于接受傳媒灌輸。就會造成大眾在文化消費上極容易被傳媒誘導，欠缺主體意識，不動腦子地被各種“現象級”文化商品牽著鼻子走，雖然這其中也不乏精品，但更多的是摻雜著許多糟粕。并且，價值觀泛化還進一步造成了審美觀偏差。

　　如被泛濫的“偽雞湯文”文風所“洗腦”的大眾，面對真正有營養的文學作品時，反而覺得“不對胃口”;被一張張刻意打造得“婊氣”十足的“網紅臉”所迷惑的大眾，面對無人為加工之痕的自然美時，反而無法欣賞，覺得不夠迷人、不夠驚艷、不夠挑逗;被各種亦真亦幻的人造蜃景、華麗炫目的科技奇觀所吸引的大眾，面對造詣更高超、內容更扎實的質樸的民間手工藝、純粹的表演技藝、原汁原味的藝術作品，反而覺得平淡無奇、無趣甚至是無味。“文化科技殖民”和“文化科技異化”這雙重因素共同造成了傳統的藝術形式、真實的藝術場景、簡單的藝術風格正在被大眾所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