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影視論文投稿發表了云南題材影視劇的發掘以及民族題材主流化，電視劇的敘事藝術即是典型化的敘事手段, 是電視劇最為主要的表現要素, 。民族題材電視劇以展現豐富的少數民族生產、生活和文化為主, 具有鮮明的文本獨特性。論文研究了與鄰國國際題材(包括跨境的歷史劇和現代劇)、“紅色”革命歷史劇題材。
[關鍵詞]影視論文投稿,區域國際,云南題材;民族
西部開發、“橋頭堡”、大湄公河次區域、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一帶一路”等國家倡議的制定與執行，將云南推到區域國際中心的位置。云南各行業都把握住這一難得的機遇，影視業也在積極跟進，但和全國票房連年飆升相比，云南本土影視行業沒有突飛猛進，呈現穩進中略有起色。少數民族、邊疆已成云南的代名詞很多年，事實上，在新的歷史背景下，云南題材可以走得更遠，內涵可以更豐富。在區域國際中心的定位下，重新審視云南題材影視劇創作，不止利于云南本土影視產業的發展，對中國故事的輸出、中國形象的打造，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五朵金花》《阿詩瑪》等十七年經典之后，云南題材影視劇又催生了緝毒、旅游、遠征軍等新類型，部分故事發生在云南或在云南取景的影視劇數不勝數，但這些作品如同云南本土文化的多元特質一樣，勾勒出的云南印象虛幻、模糊。如果把云南和同處西南的重慶相比，影視劇中重慶的地域文化特色要鮮明得多，除了曾為“陪都”的歷史故事演繹，巴人的頑強、麻辣、幽默在近幾年影視劇中得到極好的展現，如《瘋狂的石頭》《火鍋英雄》。重慶風味電影贏得全國觀眾的喜歡，表明地域特點濃厚的影視劇可以俘獲大眾。云南題材影視劇的下一步仍要依托地域特點，只是這個地域從原來的邊疆、民族擴展到區域國際。
一、基于云南的國際題材發掘
在云南緝毒題材影視劇中，毒販從邊境偷渡到緬甸、公安武警到鄰國緝拿案犯的情節多年前就有了，這是較早國際題材的運用。區域國際化背景下，云南跨國題材影視劇的增加，基于歷史或基于當下。云南自古就是中央政權抵達各藩屬國和各國朝貢進京的重要通道，邊疆和中原、藩屬國和宗主國交往的千年歷史，當留下數個故事，但長期被影視創作界忽略。2014年《舞樂傳奇》由云南省委宣傳部、緬甸宣傳部國家影視管理局等多家單位聯合出品，這部有“新派古裝劇誠意之作”[1]、“國際化表達的成功嘗試”[2]等多項美譽的電視劇集合了民族、探險、武俠、懸疑等元素，以及中英緬韓四國演員。該片制作精良，亮相即引起觀眾的喝彩，使國人對真實存在的大唐年間驃國王雍羌派遣王子舒難陀率樂團遠赴大唐的歷史有了清晰、感性的認識。
和南方絲綢之路有一定重合度的茶馬古道[3]在近幾年的影視作品中多處現身，如由白族作家景宜編劇的電視劇《茶馬古道》、田壯壯導演的《德拉姆》、日本NHK和韓國KBS電視臺合拍的紀錄片《茶馬古道》，基于茶馬古道的故事講述還不夠。近幾年的熱播歷史劇《甄嬛傳》《羋月傳》，無具體依托的人物、故事，或有史實但并不是史家和小說家熱衷的，電視劇播出后，相關歷史、人物及其他一切成為大眾熱議的話題。從云南通往南亞、東南亞的路上還有太多值得講述并能打動觀眾的故事。云南物產豐富且不乏獨特性，如緬玉。玉被東方民族認為是和生命相關有靈性的物品。云南騰沖歷史上商賈云集，首開世界翡翠加工先河，是東南亞珠寶玉石集散地，被譽為“中國翡翠第一城”[4]。
[6]一部影視劇帶活一地的旅游在全世界都屢見不鮮，而近鄰韓國更突出。大理、石林成為國人心目中的經典旅行圣地起碼始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阿詩瑪》等電影，21世紀《一米陽光》《千里走單騎》之于麗江，《北京愛情故事》之于騰沖等案例比比皆是。現代人在依靠公共交通工具越走越遠，不太稀罕直到鄰國境外游的情況下，通往鄰國的自駕游又把部分游客拉回來，中緬跨境縱深自駕游、昆明到泰國的自駕游已經為很多資深自駕游旅客所青睞。20世紀川籍作家艾蕪就以只身闖南中國直到緬甸、馬來西亞等地的經歷寫作了在現代文學史上頗有影響的《南行記》，后來改編成同名電視劇《南行記》。
二、紅色題材
在中華民族近代史上，云南、云南人的作用不可或缺。曾經作為抗日戰爭大后方和膠著狀態時的前方云南，有不少歷史題材可以不斷進行演繹，但是有影響力的作品很少。2009年，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出品了電視劇《蔡鍔與小鳳仙》，但在內地影響甚微，影響力不及20世紀80年代的電影《知音》。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在昆明8年，事關西南聯大的紀錄片比比皆是，至今卻沒有像樣的聯大影視劇出現。
2012年電視劇《大抉擇》矚目大轉折之際的知識分子，對西南聯大的風骨展示不夠，且昆明只是亂世中知識分子之一處驛站。在各種青春偶像劇、紅色劇銀幕、熒屏競技的今天，西南聯大題材所體現的青春、熱血、理想等正是紅色青春偶像劇需要的。迄今表現西南聯大最出名的文藝作品鹿橋的《未央歌》，①也被稱為20世紀最經典、最唯美的校園小說，該書可多角度為西南聯大的故事講述提供藍本。西南聯大的老師、學生身上體現出的傳統風骨與現代自由融為一身的知識分子人格在近現代以來的語境中尤為可貴。西南聯大的故事講述及傳播不止是一個地方性或者一段歷史故事的講述，其故事對于國家軟實力的打造、中國國際良好形象的塑造，都有重要意義。徜徉在昆明街頭，不時遇到西南聯大的各種遺跡，西南聯大留給昆明的不止是一段往事，有些東西已經永遠沉淀在昆明人的血液里。
這樣的故事深挖及影像呈現，只有熟悉并熱愛這個城市的人才可能完成。革命歷史劇是影視創作持續的熱點，其故事利于建國歷史深入民眾的集體記憶，同時對于強化當下政權的合法性很有意義。1993年十集電視劇《解放云南》屬于典型的主旋律電視劇，同類電視劇后來很少，即使在紀念建國、建黨紅色記憶遍布銀幕熒屏的重要年份，云南也主要以化外之境的身份參與建國故事的講述。
中國遠征軍浮出歷史地表對于云南被整合到建國故事的講述是一個契機。從1997年大陸秦劍導演的《中國遠征軍》開始，相關影視劇十余部，特別是引起廣泛爭議的《我的團長我的團》(2009)和央視首播的《中國遠征軍》(2011)基本讓國人了解并記住了被歷史暗影隱藏多年的中國遠征軍。2015年的《南僑機工英雄傳》對遠征軍題材的拓展有重要意義，該劇延續了遠征軍故事的講述，讓原本只在科研課題和論文中現身的南僑機工出現在大眾視線里。2015年紀念抗戰70周年閱兵安排了部分國民黨老兵受閱，這也意味著國民黨抗日功績被大陸官方最高機構認同。
遠征軍走出了多年來的歷史悲情，但也可能自此和眾多常規戰爭題材影視故事的講述如出一轍:“趨向于回避‘悲情’、掩飾創傷、不觸及個體命運的無力感，更多呈現的是昂揚、崇高、集體的榮譽與勝利的輝煌。”[10]中國遠征軍的故事既有“紅色”特點，同時也有國際化色彩，作為甲午海戰后中國第一次派兵出國打仗的相關故事講述，相關當事人及其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當下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內部的矛盾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政治思想的挑戰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構成挑戰，[11]通過影視劇這一帶有“熱媒體”性質的藝術形式呈現中國遠征軍，可以增強受眾對超越政治異見的中華民族的認同，打造華語文化圈“想象的共同體”，增強凝聚力，提升民眾的文化與民族共識度。云南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演繹了很多在近現代和當代史上特有的傳奇，這些既具有濃烈本土風味又夾雜歷史、政治元素的故事有很大的言說空間。
2014年播出的《天下一碗》以云南著名小吃過橋米線的發展史為主線，以“滇越鐵路”的興建為襯托，在虛實之間講述了一段傳奇。“紅色”題材影視劇并非專有名詞，意味著頌揚革命和國家。“革命+戀愛”模式由來已久，紅色影視劇依托史實而演繹的尺度到底多大一直有爭議。在云南或臨近土地上發生的紅色往事被發掘出來后，接著是如何被多元呈現的問題。筆者在網絡上找到1998年播放的電視劇《風云密支那》(又名《煙雨棕情》)，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語境下，該劇投資不菲，即使拿到今天，該劇創作團隊對遠征軍的想象仍然稱得上十分大膽、浪漫，表現了遠征軍人的軍旅和役后生活、軍人后代的愛恨情仇，結合了新中國成立、“文革”、知青下鄉、改革開放、出國熱等諸多歷史節點，滲入了偷渡、販毒、緝毒等吸引眼球的元素。世紀末、全球化、經濟熱，種種背景使得該劇極盡創作時期歷史消費與跨國想象之能事。該劇有基于商業訴求較多的編造痕跡。新題材的發現對于影視創作是好事，但也需要謹防過度消費。
三、民族題材的深度化與主流化
多年來，電影上的云南是少數民族歌舞之鄉、風情之地，是對主流電影形成補償的“他者”，補償意義在“十七年”時期尤為突出。隨著改革開放帶來旅游進入普通人生活，云南的多元特質成為旅游的亮點、賣點。消費主義背景下的少數民族，是又一種意義的“他者”。創作者似乎提前約定了少數民族題材不能擔當民族、國家、人類之大義，只能以裝飾、貼畫似的身份現身于公眾視線。近些年，少數民族題材影視創作有一定改觀，韓萬峰、寧敬武等一批漢族導演和萬瑪才旦、丑丑、寧才等一批本民族導演，他們的作品嚴肅審視了相關少數民族在面對全球化、城市化、商業化時的反應，有如小喇嘛般因信仰而自足(萬瑪才旦《靜靜的嘛呢石》)，如烏日根從彷徨抗拒到違心跟隨(寧才《季風中的馬》)，他們所詮釋的內容已經超越了民族身份，對任何一個從前現代到后現代的人而言，都有一段或長或短的文化適應期。在全中國快速推進城市化，很多漢族農村地區已完成城市化的前提下來觀看這些電影，具有橫向、縱向比較的意義。
橫向在于比較少數民族同胞進入全球化時代和漢族同胞的差異，縱向在于比較不同時期的農民進入全球化、城市化社會的差異。電影還有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多個方面的意義。近年取材于云南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影響不大，在《婼瑪的十七歲》《花腰新娘》之后，《碧羅雪山》是較有影響的一部，該片有人與自然和諧生存、傳統文化的被沖突與守護等全球性的主題。影片有一個細節:迪阿魯的哥哥去緬甸打工多年未歸。
這一情節表現了怒江位于中緬國境線上的地理現狀。《碧羅雪山》里世代居住在大山的傈僳族村為給黑熊留下棲息之地揮淚搬家，生態環保主題使這部電影有了世界、人類的意義，觀眾可以忽略民族服裝和民族語言。拍攝于會澤縣的《消失的村莊》(2011)中的村民為把家園留給黑頂鶴，艱難搬家，電影還涉及年輕村民外出打工、老幼留守這一全國農村具有普遍性的現象。
電影借一個村、一個寨，演繹當下具有全球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努力進入中等發達國家之列的進程中很不協調，但又亟待注意和解決，它們存在于千萬個村莊，但當故事定位于民族村寨時，這樣的銀幕熒屏故事就更具有可看性，然而，民族村寨、民族同胞的外在可能遮蔽問題的實質，故事變得不那么沉重，可能不會引起觀眾的注意。云南是少數民族種類最多、更是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17個民族與緬甸、泰國、越南、老撾等跨國而居。
作者：謝曉霞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 傳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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