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犯罪學中的被害人是指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或損害即危害結果的承擔者。在被害人學上，包括四層含義：首先，被害人是遭受一定的損失或者損害者。包括物質或精神、有形與無形、抽象與具體的損害。其次，被害人是危害結果的直接或間接擔受者。再次，被害人是犯罪行為的侵害對象或者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的主體。最后，從外延來說，既然肯定被害人是危害結果的擔受者，則一切遭受犯罪侵害而承擔危害結果的“人”均屬被害人。

　　刑事申訴人是指“獨立享有申訴權的自然人和單位”。《人民檢察院復查刑事申訴案件規定》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原案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提出的申訴應當受理。”由此可見，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是目前我國法定的刑事申訴人。其中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二條的規定，當事人又包括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刑事申訴代理人是指接受刑事申訴人的聘請或委托，以刑事申訴人的名義進行刑事申訴活動的人。刑事申訴代理人只有代理權而沒有獨立的申訴權，其必須在刑事申訴人委托的范圍內行使申訴權。根據《人民檢察院復查刑事申訴案件規定》第十三條規定：“申訴人委托律師代理申訴的，也應受理。”《律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律師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請，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制定的《律師參與刑事訴訟辦案規范》(試行)第9條規定，律師事務所根據刑事案件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委托，指派律師為其擔任申訴案件的代理人。根據上述規定，在我國可以作為刑事申訴代理人的只有律師。

　　而法益則是指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由法所保護的、客觀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脅的人的生活利益，也即通常所說的犯罪客體。行為對象也叫犯罪對象(行為客體)，一般是指行為所作用的法益的主體(人)或物質表現(物)，例如，故意殺人罪的行為對象是人，拐騙兒童罪的行為對象是不滿14周歲的兒童等等。

　　行為對象與被害人之間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有些犯罪行為可能沒有行為對象，但所有的犯罪行為都應當有自然人被害人。因為，犯罪的本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法益必須與利益相關聯，所有的法律都是為了保護社會上的某種利益而生，離開利益，就不存在法的觀念。法益還必須與人相關聯，刑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的利益，所以只有人的利益才能稱為法益，只有人的利益才值得刑法保護。人的生活利益，不僅包括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利益，而且包括建立在保護個人利益基礎之上因而可以還原為個人利益的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因此，對國家利益或社會利益的侵害都可以視為對公民個人利益的侵害，因為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利益是全體公民個人利益的集合體，所有的犯罪歸根到底都是侵害公民的個人利益，公民個人在此意義上可以成為所有犯罪的被害人。

　　因此，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對人民檢察院訴訟終結的刑事處理決定和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不服進而能夠進行刑事申訴的主體有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上述人員委托或聘請的刑事申訴代理人。這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具有刑事申訴的權利毋庸置疑，而對于被害人的申訴則存在較大分歧，尤其是該類案件中存款人到底是不是被害人在實踐中還有較大爭議。如果承認存款人是被害人，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存款人都是被害人?如果不承認存款人是被害人，那么這些人將以什么樣的身份參加訴訟?要解決這些問題，要首先從確定存款人的訴訟地位來入手。

　　非難可能性是指就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對行為人的非難，即責任。責任構成要件也就是主觀構成要件，是指刑法規定成立犯罪必須具備的，表明行為的非難可能性的要件。主觀構成要件是一切犯罪都必須具備的要件，在我國，不具有故意、過失的行為，都不成立犯罪。刑法明文規定，沒有故意與過失的行為，即使造成了損害結果，也不成立犯罪。主觀構成要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之一，是成立犯罪所必須具備的要件，客觀上實施了侵害法益的行為，主觀上同時具備主觀構成要件時，才能成立犯罪。

　　沒有責任就沒有刑罰是近代刑法的一個根本原理。具體來說，即使某種行為符合刑法條文規定的客觀構成要件，給法益造成了侵害或者危險，但僅此并不能科處刑罰，科處刑罰還要求對行為人具有非難可能性。也就是說，不具備有責性就不成立犯罪。將有責性作為犯罪成立要件，是刑罰目的的基本要求。因為處罰不具備有責性的行為，就不存在預防犯罪的效果。

　　有責性阻卻事由是指排除符合客觀構成要件的行為的有責性的事由。有責性的基礎，是具有辨認控制能力的人，具有接受法律規范的要求、實施合法行為的可能性，但是卻不接受法律規范的要求，實施了符合客觀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所以，在行為主體認識到或者可能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刑法禁止的行為時(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就應當產生反對動機，實施刑法所允許的行為。如果行為主體不可能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刑法禁止的行為而實施時，就不能對行為主體進行責難。而違法認識的可能性，則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時，能夠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違法的。實施了符合客觀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的行為人不具有違法認識的可能性時，不能對其進行非難。一方面，具有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時，才能產生遵從法律的動機，才具有非難可能性;對于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為被法律禁止的人，不能從法律上要求其放棄該行為，因而不能追究其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保障行為人的行動自由。另一方面，刑法具有不完整性，且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侵犯法益的行為并不一定被刑法規定為犯罪。因此，即使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侵犯了某種法益，但合理地相信自己的行為并不為刑法所禁止時，即違法性的錯誤不可回避時，就不具有非難可能性。

　　因此，判斷某個犯罪的被害人是國家還是個人，不應當取決于該犯罪行為所侵害的法益在刑法分則當中所處的位置，而應當取決于是否有自然人的合法權益受到該犯罪行為的直接侵害。不能僅因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屬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就認定其侵害的是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被害人就是國家。舉個例子來說，尋釁滋事罪屬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這一章，其侵害的法益應當是國家的社會管理秩序，但是該罪一般來說被害人就是個人。再例如，重婚罪侵害的法益是國家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該罪可以說并沒有行為對象，如果否認該罪中自然人被害人的存在，那么在該罪作為自訴案件的情況下，誰來行使控訴權就成為一大難題，甚至可能導致這些犯罪行為得不到刑事追訴。

　　根據上述分析，對于那些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者故意隱瞞其行為的非法性而導致那些不明真相的存款人把錢存于非法吸收存款者處，這時存款人也應當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所作用的法益的主體”即刑事被害人，其合法權益當然受到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直接侵害。

　　因此，根據上述分析，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存款人訴訟地位的判定，不能簡單的以是或不是來認定，而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依據主觀構成要件的不同分別做出認定。當存款人明知或應當知道非法吸存者不具有吸收存款的資格，其吸收存款的行為未經主管機關批準，是違法的，而貪圖非法吸存者允諾的高額利息等收益將資金存于非法吸存者處，此時存款人不僅是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的參與者，而且其行為也是違法的，這樣的存款人當然不是被害人，也就不具有申訴權。但是，當存款人不明知也不應當知道對方吸收存款的行為是違法的，而在非法吸收存者的欺騙或者蒙蔽下，為了獲取高額利息等其認為是“合法”的利益而將資金存于非法吸存者處時，雖然在客觀上他們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者均是擾亂國家金融秩序的參與者，但由于他們不具有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不具備有責性，因而不能認定他們的行為違法，故這樣的存款人可以以被害人的身份參與訴訟，也就具有相應的申訴權。但是，如果非法吸存者已經將存款本金返還給存款人時，不論這時存款人有沒有主觀上的故意，都不應當是被害人，因為其合法利益并沒有受到侵害否則，只能以證人的身份參與訴訟，沒有申訴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