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我們所知,侵權行為在互聯網上每天都在發(fā)生,有成為常態(tài)之趨。作家集體聲討百度影響再大,充其量也只是互聯網眾多侵權案件中的一個個案。近10年來,互聯網發(fā)展迅猛,但相關立法卻沒能跟上。法律規(guī)范滯后,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當下的一些網上行為缺少法律約束,互聯網上亂象頻仍,各種糾紛不斷,這應該是深層次的原因。

　　一、百度文庫案簡析及問題的提出

　　2009年四季度上線運營的百度文庫是一個“在線文檔分享平臺”,旨在為教師、學生、職場白領、公務員等群體提供課件、習題、考試題庫、專業(yè)資料、各類公文模板等文檔資源。2010年末,百度文庫已占據了“在線文檔分享”70%以上的市場份額,用戶主動上傳文檔數量已突破1000萬份,每天有超過15萬份的新增文檔資源傳送到這一平臺。2010年12月9日,文著協、盛大文學與磨鐵圖書公司曾共同發(fā)布《針對百度文庫侵權盜版的聯合聲明》。

　　2011年3月15日,包括賈平凹、劉心武、韓寒、郭敬明等在內的近50位中國作家聯名簽署《“3·15”中國作家討百度書》,稱百度文庫侵犯他們的著作權。3月24日,由作家代表、出版界代表組成的“出版界反百度侵權同盟”與百度就文庫盜版問題的談判宣告破裂,其后,作家韓寒連發(fā)兩篇博客,一紙“檄文”將這場版權大戰(zhàn)推向高潮。4月1日,國家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司長王自強對新華社記者表示版權行政執(zhí)法部門應當在查明事實真相的前提下,依據現有法律法規(guī),對百度文庫是否侵權依法作出處理。4月3日,面對作家對于百度文庫涉嫌侵權的“聲討”,百度相繼采取了刪除文庫中的非授權作品、緊急上線文庫版權合作平臺等行動。

　　本案發(fā)生之后,引起學界和相關政府部門的極大關注,大部分法律專家認為,互聯網環(huán)境的廣泛、自由傳播作品的精神與現有版權法的精神必然發(fā)生矛盾,因此,各方需探討共贏的解決方案,既能夠讓權利人作品廣泛傳播,又能讓權利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在的一些潛在法律風險,不應苛以重責。4月21日,最高院民三庭庭長孔祥俊針對百度文庫侵權案表示,今年最高院將起草網絡著作權司法解釋,作為界定互聯網“避風港原則”的法律條款。4月22日,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針對百度文庫事件表示,版權部門在處理此類事件時法律精神是一個基本依據,版權部門會考慮維護權利人的利益,在權利人的權益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方便作品的傳播和使用。

　　一方面是私法領域著作權人著作權的保護,一方面是社會公眾為學習研究而傳播、利用文學藝術作品的權利,我們不得不思考:對于百度文庫案中所涉及到的知識產權問題、憲法問題,以及從憲法的視野里我們如何找到一條知識產權的保護之路,平衡好社會公眾據憲法而享有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相關權利和知識產權的保護。

　　二、本案中的權利解說

　　首先對于本案中作者們所享有的權利即著作權,其法律依據是《著作權法》第二條規(guī)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不論是否發(fā)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第九條:“著作權人包括:(一)作者;(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第十一條:“著作權屬于作者,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創(chuàng)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如無相反證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作者。”這個條文明確了只有著作權人才依法享有著作權,即本案中著作權毫無疑問是屬于作家們的。以上條款明確的規(guī)定讓我們看到除非在有授權合同或其他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下,只有著作權人才享有其作品的復制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沒有授權或其他法律規(guī)定,其他任何人和組織以以上條文中規(guī)定的方式對作品進行利用都是對著作權人著作權的侵權行為。

　　那么,百度文庫案中,百度公司的商業(yè)行為是不是可以認定為是《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行為呢?我認為不然,據《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一)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fā)表的作品;(二)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fā)表的作品;……(十二)將已經發(fā)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根據條文中一些限定詞,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合理使用制度的引用是在特定情況下的利益平衡,讓一些具備相應條件而使用了作品的人可以免于被追究法律責任,縱觀整個案情,百度公司是否能保證在它的網絡平臺上免費下載文字資料的人就是符合“個人學習研究使用”或者“適當引用”呢?答案是否定的。縱使百度公司提出“避風港原則”為自己辯護,試圖以“資源共享,先上傳,若被指證侵權,再刪除”的策略,輕松躲進免責的“避風港”。

　　三、憲法視角的權利分析

　　我試著把以上權利追根溯源的上升到憲法的高度來給予具體分析,以期能得到更明晰的解決思路。在本案中,究竟涉及到那些憲法性權利呢?《憲法》第十三條規(guī)定:“公民的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guī)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第二十二條:“國家發(fā)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yè)、新聞廣播電視事業(yè)、出版發(fā)行事業(yè)、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yè),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第四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國家對于從事教育、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和其他文化事業(yè)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給以鼓勵和幫助。”該條中所規(guī)定的從事科學研究的自由、文藝創(chuàng)作的自由以及從事教育的權利等各項自由權利,可稱之為“文化活動的自由”,以上《憲法》條文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憲法依據。

　　從權利性質的角度,知識產權與憲法的連接點是人權,在學理上關于知識產權是私權的認識由來已久,而關于知識產權是人權的解讀產生于《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其他主要國際人權公約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創(chuàng)造者對自己的智力創(chuàng)造成果所享有的權利,其次是社會公眾分享智力創(chuàng)造活動所帶來的利益,這兩項都是國際社會承認的基本人權。

　　《憲法》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在憲法領域關于人權的理解是人之所以為人所應當享有的權利,人權的本質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權的實質內容和目標是人的生存和發(fā)展。既然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那么,人基于其本質應該享有的權利也就必然涉及一切社會領域。按享受權利的主體分,人權包括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兩種。前者是指個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權利;后者是指作為個人的社會存在方式的集體應該享有的權利,如種族平等權、民族自決權、發(fā)展權、環(huán)境權、和平權等。按照權利的內容分,人權包括公民、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兩大類。前者是指一些涉及個人的生命、財產、人身自由的權利以及個人作為國家成員自由、平等地參與政治生活方面的權利;后者是指個人作為社會勞動者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方面的權利,如就業(yè)、勞動條件、勞動報酬、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等權利。

　　基于以上認識,我認為知識產權僅僅被理解為一種類似物權一樣的民事權利過于狹隘的。實際上,這是一個全新的智慧財產權體系,就是說,知識產權擴張到了憲法領域。憲法是直接表達共同體全部領域以及不同領域之間關系的整體性法律,這一本質特征決定了憲法對知識產權法而言是更為根本的制度安排。

　　四、結語

　　知識產權的保護不能局限于部門法的領域,它需要共同體規(guī)則在整體上對其予以關注,它需要上升到憲法的層面以獲得必要的保障。很多國家的憲法也的確對此進行了規(guī)定。如《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憲法》第53條規(guī)定:“保障學術和藝術作品、科學發(fā)明和技術革新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的自由,保障其創(chuàng)作者的精神和財產權利。”《巴拿馬共和國憲法》第48條規(guī)定:“所有作者、藝術家或發(fā)明者在法律規(guī)定的時間內,按法律規(guī)定的方式,對其作品或發(fā)明享有全部所有權。”我們需要在現行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下進一步完善憲政體制,尋找和進一步明晰作為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邊界,才能使知識產權制度保持適當的平衡。為知識產權保護鋪設基礎設施,就能為創(chuàng)新發(fā)展提供足夠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