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我國的文化歷史看，即使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個學派還是把功利主義與道德結合一起的。看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的提出，可看出古人把天命和道德、才德與統治者聯系在一起，也就是維護自己千秋統治的手段;孔子的“禮、仁”思想，功利仍然沒有被拋棄。

　　關鍵詞：功力,幸福,道德,法治建設

　　1 道德與功利主義分離過程

　　道德本質上是一項合作事業，主要目的是要調和我們在一個必然發生沖突的世界中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在我們當今社會中道德變得明顯的對功利的敵意來自哪里呢?——當然是社會，在這里似乎道德并非產生于功利，然而它最初表現就是社會功利。它很難聲稱自己反對所有人的私人功利并使自己得到更高的重視。如果放棄自己的權利免除別人的義務是道德所頌揚的，但是當放棄的是社會的權利時，可能是利己主義作怪。我們經歷了五千年的滄桑明白如果一個時代的人們只講個人利益功利注定無法形成社會利益。功利主義本身產生了一種道德進步，對日常的道德實踐提出了一個要求。

　　剝奪個人基本利益的道德是讓人心酸的道德，是不合理的道德，例如：中國封建社會立的貞節牌坊等等泯滅人性的不合理的道德，我們應該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一個道德所提供的要求不超出一個人的自我聲稱的合理期望的范圍時，那么他就是合理的。

　　功利主義不強調道德行為的動機，只講行為的效果。但是每個民族、每種宗教都有一些公理性的道德原則，有些甚至成為禁忌。由于功利主義強調行為人的結果，所以欠全面。但道德感的發展過程有一開始的人們稱某種行為善或惡時根本不考慮動機完全依據動機;后來把行為目的來判斷行為的善或惡;后來把評判善惡的標準歸為動機。

　　因此我們現在可否大膽的想象一下，人類根本不存在道德現象，只有對現象的道德解釋。而道德解釋的標準即良心。道德沒有永恒不變的標準，是隨著人們心中的良心(功利)在變。可看出功利主義與道德沒有不可調和的沖突，甚至約翰·密爾“承認功利為道德基礎的信條，換言之，最大的幸福主義，主張行為得失與它增進幸福的傾向成正比”，功利或幸福是指導人類行為的標準，是否有利于增進幸福，避免痛苦是衡量是非功過的根本道德標準。但是功利主義與道德何時分離呢?又是為何分離?

　　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他的城邦理論中講城邦和人的價值聯系在一起并斷言只有城邦成員都具有公共意識(善)時才能保護成員利益，這是唯一途徑。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所有的人都受制于動機，而動機的起因是利益，任何人的行為都是以對自己是否有利為標準，這一點古今中外都逃不出。“如果不把功利原則擺在你們面前，我就時常無法清晰地、準確地說明法律的內容，以及要義。”可看出功利原則是法律的基礎，“深深根植于人類的共同本質之中”

　　功利主義讓人們去改變，去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憑什么這些財富就是別人的;道德讓人們不變，安分守己。

　　功利主義應該在功利主義與道德之爭中獲勝，但現實并非如此，為什么?

　　人性都是追求安逸的，當人覺得某件事與自己沒多大關系時，是不會阻止、反抗的，“把所有各式各樣的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歸為唯一的功利關系，看起來是很愚蠢的。這種看起來是形而上學的抽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關系實際上是僅僅服從于一種抽象的金錢剝削關系。”看出純粹的功利主義存在不少難以克服的片面性，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現在理解的與創始者思想為何差異大的原因，他們的學生例如：宋名儒、陳獨秀等把他們的理解加經驗再次加工給我們。可知，功利主義與道德沒有必要分離，而且，由于種種原因分離后對我們生活造成很大傷害。造成中國現狀：三百六十行，行行潛規則。此時不講經濟，即使講也不能明講，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就是讓功利主義站出來，站在太陽下。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也富有智慧的民族，本來可以始終站在世界前列，可是在四大發明之后變的停滯不前了，原因?密爾指出：“落后的原因是中國的政治和教育制度抑制了個性的發展，磨滅了人類的革新和首創精神。”他還指出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成功地使他們的人民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全都由那些同樣的公理和規則統治著，都是妨礙、抑制人的個性發展的。” 從現在可看出，中國精英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很少有人有所思想創新、理論突破的，我們在教育模式上已經在改變，這就是法理不同于部門法的作用，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這點。

　　2 功利主義與道德結合設想

　　本文談功利主義與道德目的是讓它們在我國的融合能力內中國本土化一些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功利主義者關心促進人類福利，在此前提下尊重人的利益，因此對個體實際處理中可能會允許不平等。功利層面上，法律必須低于秩序。法律是被強化的秩序，但是法律不是秩序的全部內涵。社會生活全部法律化就意味著社會的僵化。有一個案例：一男子有妻子孩子但是他又與另一女子同居并生一子，在病危時得到該女子悉心照料，留下遺囑并經過公證，把屬于自己的財產贈與這名女子。我們可以想到必然引起官司，我們的法院該怎么判?應該維護法律權威還是我們的社會秩序重要?如果法院判女子獲贈，我們都不敢想象后果。我們應該學會計算服從某一道德的成本和效益。

　　當我們注重借鑒西方成功的法治經驗，并明顯意識到我國傳統法律思維對實現法治所形成的障礙而強調法律相對于道德的獨立性時，可能會出現兩者分離而在法律實踐中簡單地將道德的邏輯代替法律的邏輯，用道德的標準代替法律的標準，對這兩種危險我們都應加以高度警惕，但鑒于我國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制度現實，以及我國目前所處的法治發展階段的特殊性，我們有更大的可能遭遇前一種危險，因而需要給予更多的警惕。這應是這場論戰對我國法治建設的最大啟示。當我們談法、法治和法制的時候，首先要明確什么是法，不同定義意味著法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同的地位。法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意味著法服務于社會，而非凌駕于社會秩序至上的絕對東西，法服務于人的自由，而不能凌駕于人的自由之上。法是人們實現自由的一個工具和路徑，而非唯一的工具和路徑。我們需要法律，但法律不能神圣化，更不能教條化。筆者建議溶合的途徑是：讓傳統道德具備開放心態;讓道德適當限制功利主義，讓功利主義在法律之下不傷害他人、國家、社會利益的理念下傳揚。此時必須保障人們的言論自由，在中華人民共產黨的領導下，把中國人民心中的功利主義與道德完美的結合，形成21世紀中國人民的信仰，讓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德并不是全國只有一個思想，希望“人格分裂”現象不在我們的子孫身上蔓延，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宏偉目標一定會實現。

　　參考文獻：

　　[1]約翰·密爾.功利主義[M].商務印書館.

　　[2]奧斯丁.劉星譯法理學的范圍[M].中國法制出版社.

　　[3]約翰·密爾：論自由[M].商務印書館，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