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主題。在對我國地方政府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所衍生的“剛性穩定”思維、嵌入監管效果弱、非正式制度運用匱乏、社工隊伍建設系統提升以及社會組織的限制性困境與適應性創新等問題剖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創新應尋求從剛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轉化，探索從分類控制向嵌入監管的轉化，發揮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的協同效能，強化制度系統功能耦合及后續發展能力，以社會政策來夯實社會管理創新基礎以及培育公共精神來縫合政治話語與生活話語。

　　關鍵詞：剛性穩定;內卷化;非正式制度;公共精神。

　　加強社會建設，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主題。如何更新社會管理理念、創新社會管理方式、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以及拓寬社會服務領域對實現社會關系和諧和維護社會穩定運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我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過程中，雖然國家也非常注重社會控制，但并未針對社會領域的變化做出重大管理布局，這使得社會經濟領域的一些新問題仍沿用舊有的思維框架進行處理。新時期黨和政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目的就在于：聯合社會力量，通過社會政策、社會服務、社會工作以及社會公益事業來化解社會矛盾，引導社會能夠進行自我管理與自我治理，培育理性、寬容、和諧、文明的社會氛圍，最終實現社會系統良序運行與協調發展。

　　一、對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偏差的剖析。

　　我國社會管理創新就是實現社會管理制度、體制、結構、運行、過程與方略的多元性、公共性、動態性、科學性、藝術性、創造性以及經濟性等特性。關于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的模式總結，學界已有一定數量的歸納與分析。本文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的偏差剖析，并提出相宜的“糾偏”之道。

　　(一)社會管理中“剛性穩定”思維導致組織“內卷化”

　　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是人類從古至今的共同愿望。一方面，社會管理創新的最終效果就是達到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另一方面，社會矛盾也是社會變革與發展的原動力，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在解決社會矛盾之中促進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雖然我國社會總體上是穩定的，但此種穩定卻是一種靜態的“剛性穩定”。“剛性穩定”是指單純地以僵硬的方式壓制矛盾，缺乏韌性、延展性和緩沖地帶，使得管理者時刻處于高度緊張狀態，企圖運用一切資源來維系其所謂的“理想穩定”，最終可能因不能承擔不斷遞增的巨大社會政治成本而導致政治統治的斷裂與社會管治秩序的失范。“剛性穩定”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具體表征為：組織的“內卷化”，它是指一個組織既沒有突變式的發展，也沒有漸進式的增長，而是處于一種不斷內卷、自我復制與精細化的狀態。“內卷化”其實是簡單復制舊有機制，營造出社會管理表面穩定的假象，致使社會管理創新停滯不前，且更進一步積聚社會風險。雖然“內卷化”是現代化進程中政府社會管理不可回避的一個發展階段，但是政府可以在既有的社會管理體制基礎上，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降低通過管、控、壓、罰等行政化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程度，更加善于運用群眾路線的方式、民主的方式以及服務的方式，盡可能通過對話、溝通、協商與協調等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真正實現從重管制控制、輕協商協調向更加重視協商協調的轉變，這樣才能使社會的“剛性穩定”轉變為開放的、動態的、和平有序的以及具有強大自我修復功能的“韌性穩定”。

　　(二)社會管理中嵌入監管缺位影響管理效能。

　　社會網絡理論認為組織是由多個社會行動者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組成的集合。社會網絡理論將組織的結構理解為由其中的行動者通過某一特殊類型的紐帶聯系起來的一張網，并主張行動者之間聯系的類型、范圍、強度以及網絡位勢能對組織效能的發揮產生重要影響。社會網絡理論從經驗層面論證了所有行為都是嵌入到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組織也是嵌入到具體的關系網絡中的。嵌入之所以能對組織效能產生影響，是因為它能提供信任、傳遞有效的信息以及促進問題的解決三個方面的獨特功能。因此，嵌入監管能使社會管理主體培育良好的認同權威，這種權威不同于剛性化的權力運作，它來自于社會管理主體在一定的社會規范下與社會管理客體互動的產物。一方面嵌入監管有助于社會整合的實現，另一方面社會整合實現過程也是社會管理主體在社會層面汲取資源和權威不斷拓展的雙向互動與彼此支持的過程。我國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創新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外在于社會的“類別化”管理特性。隨著改革的深化與社會的變遷，傳統的單位認同式微，新的集體認同缺位，民眾的社會預期處于不穩定與質疑的狀態，民眾的社會互信度呈現出較低的水平已經成為常見現象，這些因素勢必會影響這種“類別化”社會管理效能的有效發揮。別外，地方政府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過于注重“硬”體制機制整合，在挖掘新集體認同的“軟”文化層面卻動力不足。

　　(三)社會管理中非正式制度供給匱乏削弱管理效度。

　　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作用的制度其實包括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地對社會行為確定的規范，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一旦確立就會形成制度剛性對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交往中自發形成并被人們無意識接受的價值道德規范、風俗文化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內在行為規范。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非正式制度不可缺失，即使在正式制度非常完備的現代國家，也不可能把人們行為的一切都置于正式制度控制之下，仍然存在由非正式制度進行調整的空間或領域。一些轉型國家的制度化過程經驗也表明：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不均衡和不相容，整體制度變遷則不可能成功。如果說正式制度供給是社會演進“函數關系式”的一個常量，那么非正式制度影響則是此函數式的一個重要變量。兩種制度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揮的效能和作用的力度可能存在差異，但有效的整合可使社會管理效能更為顯著。我國地方政府往往重視正式制度對行為的規約而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對行為的影響。現實也表明，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兩者都可以影響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及效能。社會管理創新應更加注意區域治理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持續互動過程。社會管理依賴于區域精神、參與精神以及治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撐，社會管理正式制度的創設要以非正式制度為基礎，這樣才能將正式制度內化為非正式制度，以達到社會治理的理想狀態。

　　(四)社會管理中社會組織的限制性困境與適應性創新問題。

　　學界對社會組織的理論淵源、定義、功能、其與國家的關系、自身能力的建設以及成長的動力困境等作了較為詳細的研究，也論證了其具有緊密聯系民眾、維護民眾利益、整合民間資源、積累社會資本、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以及提升管理效能等積極特性，因此社會組織被賦予在我國社會管理中發揮“準”主體性作用。我們在肯定社會組織的積極特性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由于文化氛圍的缺失、資源汲取的困境以及制度認同的處境，社會組織的積極特性在我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下很大程度上是處于一種“應然”狀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中所培育的社會組織的功能能否得到有效發揮是有疑問的。這種社會組織所履行的職能其實是屬于傳統的社區服務，其對社會管理客體的服務屬于政府規定的程序性任務。由于受到權力資源依賴、自身能力建設以及公眾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制約，社會組織在動員社會資源、開展社會協同和培育自我發展的社區組織等方面的功能必定是較弱的。地方政府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如何擺脫社會組織這種限制性困境以達到適應性創新，筆者認為目前切實可行的辦法是：①社會組織的他律，涉及到法律環境、政府監管以及社會監督等，為社會組織的創設、發展與運作提供良好的環境;②社會組織的自律，由部門、聯盟或組織內部的成員共同制定規則，以此約束自己的行為，實現內部的自我監管，保護自身的利益;③提升社會組織的責信度，包括強化自主性、增強公信力、弱化行政性、提升運作能力以及內化組織集體認同等。

　　(五)社會管理中社會工作專業隊伍建設應系統提升。

　　隨著對我國當前社會問題的性質、結構與原因認識的加深以及對人本理念的認同內化，政府在社會管理領域越來越強調平等協同式管理。平等協同式管理認為要想使民眾真正地認同，就要尊重民眾，講道理釋規范。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社會工作可以從制度與功能兩個維度對社會管理發揮協同作用。與其他工作方法相比，社會工作具有獨特的優勢;與其他專業人才和專業機構相比，社會工作人才和專業社會工作機構具有獨特的優勢;與傳統社工相比，專業社工是專業人員的行為活動，其任務都具有特定的諸如社會公平、社會團結、社會整合、社會分配、社會福利、社會發展、社會穩定以及社會秩序等社會性目標，它的基本社會功能是通過幫助弱勢人群、劣勢人群與災民等“有需要”的人群來“解決問題和需求滿足”以發揮社會公平、社會團結及社會福利等作用。我國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中社工隊伍建設問題在于：社工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低;社工人才的教育、使用、評價、激勵等管理機制尚未建立健全;社區社工社會認可支持程度弱;社工運作獨立自主性低等。各地社會管理創新中需要大力發展的不是以往行政性、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而是以專業為基礎、以助人為宗旨的社會工作，是以民間組織與職業社會工作者為主體的社會工作。這種專業化的社工模式既要適應本區域社會文化環境，又要對開展社會工作所在社區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體制進行嵌入，更要主動與所在地行政機關協調與溝通，最終實現其社會服務、社會支持以及助人自助的目標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