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際上所有的西方思潮都將冷戰的結束視為以西式民主、自由、平等為基礎的價值觀的勝利，更有許多學者將其視為西方式民主制度優越性的最好證明。這種論斷將基于西方價值觀的市民社會理論型構而出的社會——國家二元模型視作一種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結構框架進而試圖將其作為一種成功的抵制“暴政”“集權”手段甚至是目的來借此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普世價值”的輸出。
關鍵詞：市民社會,需求理論,價值體系
作為一種研究模式，市民社會理論于近一二十年內的復興勢頭之迅猛，幾乎成為了一種全球性思潮。這一理論強調的是社會與國家相對的二元性質，即國家——社會關系二元論。
似乎基于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與西方歷史經驗的市民社會理論型構而成的框架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動搖的標準。近年來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與中國內地多座城市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被學者認為是市民社會長期被壓抑后的爆發，但現實情況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并非一成不變，市民社會所依賴的基礎經驗及價值觀也可能發生不斷的變化。
筆者認為，上世紀七十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數次興起的反戰及民權運動正是這種觀念的直接體現。與此同時，隨著時代的變遷，市民社會形成的現實基礎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市民社會一詞之所以可以直觀的反映了近代社會的形成是因為“市民”伴隨著城市的出現，由原先農民的身份轉化而來的自由民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與社會交往的需要，不斷擴大并延伸自己的交往范圍，從而在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形成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交往。
如果說中世紀用了數個世紀的漫長時間才使得城市工商業得以最終將人與人聯結到一起，從而形成了最初的市民社會的話，那么二十世紀中后期奔涌而出的科技浪潮則極大的縮短了這個過程，處于不同意識形態下的人們之用了很短的時間便形成了廣泛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并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市民社會的形成乃是伴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專制國家而產生的。獨立的經濟地位以及日益擴大的城市中的自由民階層，是歐洲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市民社會誕生的母體的主要原因。而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科技的發展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城鎮化建設使得更加廣義上的市民社會有了形成的可能。
而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則促使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習俗以及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民有了進一步緊密聯結的可能。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社群活力的釋放，新媒體的出現、網絡的大規模普及以及受教育群體的不斷擴大使得跨地區、跨國界的群眾參與變成現實，而在兩極對抗結束后、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遠低于共同可能性時，不斷擴大的全球性風險如環境問題、金融危機、艾滋病問題等等外部壓力促使了諸多類似綠色和平組織的跨國民間組織產生，這標志著超越國界與種族、文化背景的市民社會形成的可能性。
事實上，已經有學者按照國家——社會的二分法將以NGO為代表的群眾團體定義為市民社會，甚至在某些特定場合中兩者可以互換使用。而由此帶來的問題也隨之出現，越大規模的市民社會，其依賴的價值觀反而越簡單、越基礎。從馬斯洛的層次需要理論來看，就是在上層需求各不相同的情況下，群眾們反而在最底層的追求上達成了一致，從而形成了基于這種底層需求價值觀的市民社會。
如此反觀我國的市民社會，可以發現，我國由于長期以來國家與社會的高度一體化，導致了我國市民社會的形成較晚、缺乏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推動，同時由于我國的經濟建設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同時商品經濟的市場規則還不夠健全，在一定范圍內，市民社會的物質性、利己性又以不講信用、不講質量的面目出現，帶有一層不擇手段謀取私利的色彩，妨礙著精神文明的發展。
同時作為改革的附屬產品，我國的市民社會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產物，其仍處于自發生長的地步，仍不能很好的完成自我調節、自我完善的功能，更毋論完成整合社會資源的功能了。而與此同時，我國政府及立法部門并未從法理上對市民社會進行合理的引導，這使得我國的市民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動蕩。從這點上看，我國市民社會的形成注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成熟的市民社會所具有的高度自治與契約化社會形態尚未能在我國完全形成，新的價值體系雖然已經初現端倪，但是仍需要不斷的加強建設。但只要我們能夠撥開不穩定的市民社會的表象，抓住群眾在最大普遍意義上的核心需求，從而實現最大范圍、也是最基礎的市民社會的構建，繼而不斷完善不同層次的需求，就能在盡可能避免發生社會動蕩與被不良價值觀侵襲的基礎上實現我國市民社會的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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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間”、“民間社會”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檢討 梁冶平《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