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為進一步提高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水平，本文建立符合當下社會情況的綠色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并且通過建立門限回歸模型，研究城鎮化水平對于長江經濟帶11省市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長江經濟帶中東部省市的綠色發展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而城鎮化作為城市發展中水平極為重要的衡量參數，對于各地區綠色發展指數的影響呈現出非線性特點。總的來說，城鎮化水平對于綠色發展指數的影響系數呈現U型曲線的特征，印證了我國城鎮化進程質量不高的事實，人口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超過城市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

　　關鍵詞：綠色發展;評價體系;城鎮化;門限回歸

　　一、緒論

　　長江經濟帶作為全國重點建設的經濟區域，發展的速度是關鍵，發展的質量也是關鍵。在我國經濟邁入新常態的當下，如何更高效率地推動經濟增長，建設環境生態友好型的社會是一個重要課題。不能僅僅依靠GDP增長來考察地區經濟發展，而是建立綠色發展水平的綜合測評體系，才能對經濟發展的效率以及質量進行全方面的評價。也可以進一步探究影響綠色發展水平的因素，從而指導長江經濟帶的科學發展，為全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帶來示范作用。

　　綠色發展近年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學者的研究熱點。黃躍、李琳(2017)對中國各大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采用投影尋蹤模型建立了綜合評價體系，發現我國的城市群綠色發展呈現一定的地域與時空特征，其中長三角、珠三角與京津冀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最高。李華旭、孔凡斌、陳勝東(2017)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定與評價，發現綠色發展水平受到教育、科技、產業結構等因素影響，而經濟增長因素反而對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張歡、羅暢等人(2016)對湖北省各市的綠色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發現湖北省的綠色發展存在空間聯系，武漢等城市給周邊其他城市帶來了輻射作用，還明確提出建立綠色發展水平測度體系的權重應該服從客觀要求。吳傳清、陳文艷(2016)對長江經濟帶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使用面板回歸模型，發現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一種U型關系，并且外商直接投資和技術水平也會給環境質量造成負面的影響。

　　綠色發展水平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的，其影響機制是復雜的。楊麗、孫之淳(2015)對于西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的綜合測定與考察發現，簡單的人口聚集和住房堆砌反而會使得資源利用效率的降低，使得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不相協調。羅騰飛(2016)對長江經濟帶的城鎮化水平進行考察發現，城鎮化粗放的發展模式依然存在，造成大量土地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并且省市間的城鎮化水平發展極不協調。商亮(2017)對中國對外貿易的環境影響效應進行了研究，在全球視野下分析了中國的綠色發展問題，發現中國的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幾乎呈同步增長的態勢，對外貿易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總體量的增長使得污染量整體擴大;另一方面規模效應又使得單位污染排放縮小。吳傳清、陳文艷(2016)發現技術水平可以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技術水平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技術水平的提高也會使得資源的開發利用強度增加。

　　本文在建立綜合評價體系分析各省市綠色發展水平的基礎上，研究各因素對其的影響效果。根據之前階段的研究，提出地區的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經濟水平、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教育對綠色發展水平產生影響的假設，并且重點研究城鎮化水平的影響。城鎮化水平對于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是不確定的。羅騰飛(2016)的研究并沒有得出城鎮化的顯著影響系數，而王兵、唐文獅等人(2014)基于中國112個環保重點城市的研究表明城鎮化對綠色發展效率可能存在先抑制后促進的影響。劉歡(2017)對長江經濟帶城鎮化的研究發現，綠色發展對城鎮化的影響并不顯著，這些研究都說明城鎮化對于綠色發展的影響是單向的，并且可能受到其他變量的影響。

　　本文建立在一個開放的視角下，研究城鎮化對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長江經濟帶由西部發源綿延至東部長江入海口，本文推測，巨大的地理差異帶來的開放程度差異可能導致城鎮化水平給綠色發展造成的影響存在分異。城鎮化帶來不同影響實際上是受到兩種力量的博弈。城鎮化一方面能夠給綠色發展創造聚集與規模效應;另一方面又帶來了排放壓力，確定城鎮化的具體影響是本文的重要任務。而為了研究開放程度差異給城鎮化帶來的影響，本文把開放程度作為門檻變量，同時這也是本文的創新點。

　　二、變量說明

　　(一)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指標體系構建。本文遵循科學的指標構建方法，對指標進行層次分解，參考了國家統計局能源統計司《綠色發展指數計算方法》的相關指標將綠色發展指數分為三個不同層次的指標：第一個層次是綠色增長綠化度，發展是建立在增長之上的一個概念，所以在考察綠色指數的同時需要與增長情況進行結合包括綠色增長效率指標、創新能力、人類發展、社會公平與產業結構五個二級指標;第二個層次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主要考察資源稟賦及其使用效率狀況，涵蓋資源與生態保護指標和資源利用指標兩個二級指標;第三個層次是政府政策支持度，政府作為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媒介，其作用也必須納入到指標體系中，包括綠色投資指標和城鎮建設與基礎設施指標兩個二級指標。

　　(二)變量選擇。本文的核心變量是城鎮化水平與省市開放水平。其中，開放水平作為門檻變量，研究在不同開放水平下城鎮化水平對于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的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系數。

　　城鎮化水平本文通過城鎮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獲得。開放水平本文通過外貿依存度來刻畫，外貿依存度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值表示，其中由于進出口總額單位是美元，所以根據海關總署使用匯率對各期數據進行調整。本文的核心變量和控制變量為：城鎮化水平(urb)、對外開放度(open)、科學技術水平(tech)、經濟發展水平(cons)、產業結構(indus)和教育水平(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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