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城市治理面臨復雜化、精細化、協同化的挑戰，然而信息技術的應用將治理主體微縮為虛擬化的數字，實現了從管人、管物到管數的轉變，推動了城市社會治理的變革。

　　城市大腦破解了傳統社會治理的困境

　　傳統政務管理主要以“條塊結合”方式推動，管理數據分散在各部門的手中，統計范圍和統計口徑不一，數據真偽莫辯。城市大腦以社區制為基礎劃分出網格，依托網格化管理機制和網格員作用的發揮，使網格內地理數據更加真實豐富，確保將社會治理的基礎信息完整且真實地記錄下來，且實時更新。

　　在杭州市余杭區，“以圖管網”已經使數字余杭“一圖打盡”。全區共劃分網格1476個，配備專職網格員1575名，通過運用標志地址庫，將網格內的人、房、企、事和重點場所、部位等入圖，實行分級分層管理。據統計，截至2020年3月底，已歸集人口數據328萬條，賦碼地址數據177萬條，企業數據26萬條，事件數據132萬件。通過網格及統一地址定位上圖，已形成出租房、消防單位、安全生產單位、“非法金融”風險企業、寄遞網點、涉恐敏感物資銷售單位、非商品房項目、教育培訓機構、便民服務企業等26類分層數據圖層，為城區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基礎數據支撐。

　　基層社會底數摸清了，各項工作的開展也更有了“底氣”。依托城市大腦，監管和執法工作更為精準高效。以食品安全為例，下城區新天地園區通過“陽光廚房”場景應用，實時監管新天地35家餐飲企業的后廚行為，在疫情防控期間擴展為“安全堂食”場景，讓顧客吃得放心。以安全生產為例，余杭區通過智慧安監系統，聚焦重點作業人員、重點崗位、重點作業規范等場景，推動企業安全生產、作業規范等工作。2019年以來，智慧安監系統共發現監測報警3203起，報警及時處置率為99.59%，取得了良好的管控效果。

　　而通過城市大腦的數據賦能，數據效益使得社會治理的管理效率明顯提升。在下城區東新街道，通過數字駕駛艙算力支撐，新天地園區管理力量從原來的320人減少到80人。疫情防控期間，數字駕駛艙通過“1Call”居家觀察人員“健康信息報送”，實現了疫情觀察對象自主申報每天體溫等健康信息，減輕了一線社工上門采集的壓力。

　　城市大腦應用于基層社會治理的特點

　　從平臺建設看，城市大腦統籌推動社會治理“大平臺”建設。余杭區以“基層治理四平臺”為主干，統籌推進“大平臺”建設，對接打通省協同、市協同、省商事主體登記系統、區綜合辦公平臺、區智慧市場監管、釘釘等20多套相關基礎系統和業務系統。同時，根據《杭州市城市大腦數據規劃》要求，以”一總九分”為整體架構，開發余杭區城市大腦社會治理項目，上對接省市相關業務部門，下對接區級各部門，實現數據互補、功能擴展和智能提升，有效促進了基層社會治理社會風險的預警預測預防能力。

　　又如下城區推出城市大腦數字駕駛艙，建立了1個區級駕駛艙、8個街道級駕駛艙、X個特色數字駕駛艙的“1+8+X”體系，初步構建起全領域、全覆蓋的數字治理現代化體系，在城市管理、基層治理和突發事件處置方面，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在疫情防控期間，下城區城市大腦數字駕駛艙充分發揮指揮中樞作用，聯合武林大媽群防群治，“城市大腦+武林大媽”，實現線上和線下聯合防控的治理成效。

　　傳統的治理方式通常是事后發現的應急處理，很難實現事前的預警式治理。依托城市大腦的大數據分析能力和成熟的物聯網感知技術，社會治理可從“救火式”轉變為“預警式”。2018年，余杭區建筑工地曾發生200多起 “鐵屑入眼”工傷事故，通過工傷數據分析模型，全區工傷事故區域、時段、作業、致害物、起因物等被多維分析并標簽化處理，問題的癥結終于找出了。同樣的預警在交通領域更清晰可見。2019年，余杭區交警部門依托4300路監控、970余路卡口、860個路口的成套信號及控制系統，交通平均速度較2018年同期提升9%，延誤指數較去年同期下降3%。

　　從治理機制來看，城市大腦使單部門治理走向協同治理。社會治理中應急管理和部門協同是難點，通過數字化管理，應急事件研判能力大大提升，部門協同處置更為高效。下城區8.28建國北路塌陷事件中，潮鳴街道就是運用了一鍵指揮功能，在數據算力、部門協同和社區支持下，10分鐘內疏散了小區居民792戶，避免了重大事故的發生。同樣的場景也發生在臨平街道，社區在居民區內發現涉嫌“低散亂”非法食品加工點，經城市大腦協調各部門聯合執法，從發現到取締只花了2個多小時，這在以往是很難實現的。

　　未來社會治理必將增加更多科技屬性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從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角度出發，更好發揮包括數字技術在內的科技支撐作用。

　　以城市大腦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發展，必將極大地推動社會治理體系轉型，重構社會治理的模式與機制，社會治理體系的主體構建、治理工具、運作機制等方面將呈現更多新特點。

　　從主體構建來看，社會治理呈現主體多元化角色多元化的特點。社會治理的主體不僅僅是政府，還有企業、市民以及來杭的外來人員。各參與主體可以成為數據信息的采集者、數據應用的分享者，也可以是數據治理的決策者。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體現的是黨領導下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科學理念。這就需要構建一套基于參與主體功能性分工的共同體規范框架，而不是簡單的傳統部門管理職責延伸或者擴大。總體而言，多遠化的主體構建從數字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需要更加注重數據開放與共享，以及數據的標準化建設，進而提高社會治理分工效率。

　　從治理工具來看，社會治理體系的平臺化特征更為明顯。數字技術的發展，推動社會治理從線下走到線上，更加依靠強大的技術化平臺作為支撐。各參與主體也更多從平臺獲得信息、參與分享、提供建議。它將倒逼政府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加快數據共建共享共用，推進基層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全面實現基層信息收集、分流交辦、執行處置、日常督辦、評價反饋、督查考核的全流程、在線化閉環管理，把中心化的社會管理推向多中心化、網絡化、全覆蓋的社會治理，

　　實現社會治理從數據碎片化到數據關聯化、應用條塊化到應用協同化、服務割裂化到服務一體化的轉變。

　　從運作機制來看，社會治理將呈現科技支撐、法治保障、民主協商協同運作的特點。數字技術并不是萬能的，社會治理的復雜性、多樣性、潛在性通過數字技術并不能完全解決，仍需要法治保障與民主協商作為支撐。相比以往，未來社會治理更加強調民主協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撐的協同運作機制。沒有法治保障，社會治理的數字化發展會陷入“無隱私社會”“信息使用無邊界”的困境;沒有民主協商，仍然會出現“政府大包大攬、百姓不買賬”的現象。只有在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法治保障、科技支撐、民主協商的協同作用，才能有效密切黨委政府與基層群眾的聯系，引導公眾理性有序參與社會治理數字化，不斷提升公眾的科技素養，推動協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