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西方郊區化建設的理念、優缺點及對于我國當前鄉村振興倡議背景下郊區建設的借鑒意義;指出應學習西方在郊區建設規劃上對人文主義的重視，從文化認同、群體結構和綜合服務等方面入手，避免出現西方正經歷的“郊區功能從屬城鎮化”“功能單一同質化”等負面現象。我國的郊區建設應該放眼于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切實認清農耕文化和宗親制度逐漸衰落這一現實，以西方郊區化的發展理念和表現作為借鑒，探尋建設具有多樣化，弱化階層分化和具備自我獨立性特征的鄉村郊區社區;同時，以平等互助式理念推進郊區建設，強調多群體參與和以個人為基本單位的群體性建設，以及養老服務業為主的綜合性生產生活體系。

　　關鍵詞：西方郊區化;人文理念;鄉村振興;中國郊區;建設啟示

　　《廣西城鎮建設》創刊于1974年。2002年，為了配合推進城鎮化工作，擴大宣傳面和內容含量，更好的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Humanistic Ideas in Western Suburbaniza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uburb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O Ruyu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western sub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reference to the suburba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moreover， point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suburb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humanism， cultural identity， group structure and integrated services， avoid the negative phenomena such as " subordinate urbanization of suburban functions " and " single function homogenization " that the Western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Chinese suburban construc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ffectively recognize the reality that the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clan system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us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performance of western suburbanization as a reference， explore rural suburban communities with diversified， weakly differentiated and self-in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uburbs with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emphasizing the multi-group participation and group construction with individuals as the basic unit，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and living system based on the old-age service industry.

　　[Keywords] western suburbanization; humanistic concept;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ese suburb; construction enlightenment

　　引言

　　鄉村振興現已被提升到國家倡議的高度，同時也施行了從基于環境改善措施如美麗鄉村建設到基于產業經濟的扶持策略如特色旅游和精準扶貧等方式，都旨在對以遠郊村落為典型代表的傳統鄉村實施振興。然而，在城市化、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和農耕宗親文化體系逐漸坍塌的情況下，傳統村莊在聚落人群構成上、精神價值追尋上及發展方向上也產生了劇烈的改變甚至陷入迷茫;不僅如此，城市近郊的鄉村地區更面臨著物質和文化被城市吞并與同化的境地，失去了自身發展優勢和獨特性。因而，對鄉村的振興也應放在郊區建設、尤其是與城市如何銜接的背景下進行討論，郊區同城市之間的關系應當是怎樣的、郊區居民又應如何在鄉村和城市之間取得平衡的發展?本文通過對西方郊區化指導理念和結果的分析，以期為我國的鄉村建設提供一定的參考。

　　1西方郊區化理念的特征與人文結構

　　1.1郊區化理念出現的背景

　　郊區化理念最初出現于英國，但發揚并被廣泛接受是在前英國殖民地區域?，F代意義上的“郊區化(Suburban)”起源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時間也剛好吻合。從這一時期開始，很多市政、規劃和環境方面的問題都開始出現于大城市中，如倫敦、曼徹斯特等。環境污染，城市人口急劇增長造成的健康和擁擠問題愈發嚴重。除此之外，氣候上的變化、經濟的上行和生產與交通上的新技術也都促進了郊區化風潮的產生。這一風潮也呼應了四種受當時歐洲社會推崇的理念：基督教福音派的相關認知與生活方式、衛生生活主義、浪漫主義和階層隔離[1]。因此，郊區化的特征在于家庭居住區向城市外圍的郊區遷移，擁有低密度的特征并在功能上統一化。將西方郊區化出現的背景同當下中國發展的背景相比就可以看出很多類似之處。

　　1.2對隱私與美好環境的核心追求

　　這一理念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基督教福音派思潮的影響，在郊區化風潮中的表現為擁有典型的家庭、內向性的特征：即以一個完整、美好的家庭生活為核心。家庭，應當是繁雜紛爭生活中的縱深退卻空間，是可視化的堡壘，避難所。因此，這樣的環境也應當是有著明確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區分的。不僅如此，也應當注重衛生整潔環境的營造，因為這是圣潔和對自我負責的表現[2]。“讓一切事物都待在它應該在的位置上”，不論是在室內還是室外。這種對室內和家庭隱私的追求逐漸被一種生活態度影響并表現于空間營造之上，在土地建設和規劃中共有空間逐漸減少，與此同時，死胡同、背靠背的房屋構建和狹小的住戶形式也逐漸減少。到了19世紀末，大多數的住宅都成為一種“自包含”的形式，即擁有獨立的前后門，整齊美觀的外墻，位于住宅后方的院子及沿著寬闊開放街道排列的布局[3]。這種對隱私和公共空間區分的追求是需要擁有足夠縱深和回旋余地的，因此從空間的角度來看，社區向郊區轉移是必然的趨勢，同時這種思潮在美學上的體現則非常注重于規范化、統一化。

　　不僅如此，在同一時期的以霍華德理念為代表的花園城市探索和建設中，也強調與住宅配套的院子不應僅是花園，同時也應具備實用功能，即可以為普通工人階層提供種植蔬菜的場所，一方面力求在生產上自給自足，確保食品安全;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有效的身心放松和調節方式，這一點同當下中國很多城市居民的訴求非常類似[4]。

　　1.3強調專家治理和社區自治

　　在郊區化的過程中，由于社區向郊區轉移，大量新興的獨立居住區逐漸形成，有一部分成為類似于獨立的衛星城鎮，而更多的則是圍繞著主要城市中心的周邊區域布局;在這樣的郊區環境里的居民，往往在經濟上具備良好的實力，對環境和管理要求也相應較高，同時，居民們的身份和生活層次也較為相近且集聚化非常明顯。這種情形下居民一方面對良好的管理和環境維護有著較強烈的需求，同時也有能力做到群體內部的溝通和協調，因此，社區自治就是非常有必要且可行的了。這種社區自治要求管理者擁有長遠的規劃愿景和社會、文化和經濟上的能力，往往還需要設立相關的委員會或信托機構[5]。同時，在管理上要非常注意對社會公平和“再塑造”能力的追求，即社區是可持續的，是具備足夠的自我更新能力的。這些要求，是郊區化理念設想中的重要一環。然而，除了在少數一些特別的單獨規劃的全新社區如英國的伯恩維爾(Bournville)或是陽光港(Port Sunlight)等地得到了較為有效的實施外，在其他地區鮮有成功案例，且即便是這些地區也沒能做到設想中擁有持續性與自我更新式的發展。

　　1.4 階級分化本質下的社會構成基礎

　　西方的這種郊區化所產生的社會和文化原因本質是源自于階級差異的不斷擴大，原有城市內人群之間差異擴大，矛盾增多導致一種“分裂”和脫離的現象。這種狀況同當下中國鄉村與城市之間的關系頗為類似，因此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郊區化所產生的環境背景和經濟因素外，基于經濟基礎上的文化的差異也是造成階級分化加劇的重要因素。西方的社會結構和人文特征的形成與發展是同基督新教緊密相連的，宗教在西方的社會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連接紐帶和精神指導作用，而一系列的生產生活活動、社交，都是基于宗教的基礎上展開的，強調在現世中對財富、個人奮斗的追求是實現人生價值和救贖的根本途徑[6]。因此宗教關系和精神指導之于西方就類似于中國的宗親體系。在早期的郊區化進程中起到了重要影響，比如前文所說福音派的信條理念深刻影響了郊區化備受推崇的原則。在這樣的基礎上，相同文化認知體系下的群體之間會自發地形成認同感，成員間有共同的信念，對隱私、家庭、自治、美好環境、良好衛生條件等追求逐漸成為了一種信條;更重要的是，能支持這樣信條并付諸實施的都是具備優渥經濟條件的群體。因此，處于同一階層，擁有良好教育和經濟實力的相近階層自發性抱團，相互認可并遠離其他群體;這種對于獨立，隔絕式的室外庭院生活環境的追求，對于鄰居的可確定性、穩定性的選擇，是郊區化因素中最具吸引力的，這一點，事實上也促成了階級分化基礎上的文化選擇和認同。

　　2西方郊區化理念的負面影響

　　2.1郊區的從屬城鎮化性質

　　郊區化面臨和帶來的問題之一，是在郊區化的進程中，區域特征越來越向城鎮化偏移，這也使得最初設想中的郊區優勢逐漸被淡化。從文化和心理的角度來看，郊區失去了傳統上基于田園優美生活、擁有良好價值產出、地位獨立，尤其是有一整套生產—生活—鄉土文化的運作體系。直接性的結果就是，郊區的發展潛力和空間被束縛且郊區徹底淪為了城市的附庸，自身不再具備獨立的意義。比如在美國的很多區域，郊區城市化、同質化的現象正在普遍發生著，并出現了很多被稱作“混合用途走廊”的區域。這樣的區域擁有密集的步行購物區，環繞著中高層公寓樓，嚴格限制不同類型的空間用途，以此嘗試將郊區轉換為一種更安靜和安全的城市替代方案[7]。這一點的重要原因在于，在社會分層的刺激下，在郊區居住成為了一種身份和層次的象征，因此原本居住在城市的人們會盡可能向郊區遷移并涌入，造成城市中心區附近的郊區人口暴增，導致原本設想的低密度社區優勢的喪失。同時，遷入的人群中有很多來自原本希望居住于市中心區但又無法負擔起高昂房租的居民，他們對于各類基礎設施的需求很大，如在華盛頓區的Shirlington，郊區社區的餐館和酒吧數量已經超過了市區[8]，對泳池，公寓等配套設施的需求也越來越大，而且，由于對住房需求的不斷增加，住房的檔次也逐漸降低，房租變得低廉，原本該有的郊區化環境被破壞且富裕居民逐漸離開這樣的社區并遷入真正的遠郊區，近郊區則逐漸變得同城市越發類似，也出現了諸多城市原有的問題[8]。

　　不僅如此，這種居住區具備低密度、統一性、協調性的特點，擁有整齊的專為居住服務規劃的道路網及景觀特征，不論是在居民自發的接受度上還是官方規劃條例上都對建筑功能、尺寸、大小擁有嚴格的限制;一切以穩定、慢節奏、休閑為核心，尊崇的是特定階級和群體的利益和價值觀，這就使得在這樣的環繞城市核心的廣大郊區區域內的規劃和進一步發展變得非常困難，從而限制了城市的發展。以悉尼為例，該市是澳大利亞郊區化的一個典型代表。澳大利亞的郊區化從19世紀開始迅速發展，甚至是緊鄰CBD的附近區域都可以被稱作為“郊區”，擁有大量低密度的住宅區，而這樣的區域向周邊地區廣泛地蔓延，使得整個城市達到非常廣闊的占地面積，且多為低密度住宅區。同時，擁有嚴格完善的規劃條例限制，如悉尼地方環境發展規劃(Sydney Local Environmental Plan，2012)[9]，使得很多現代化和多用途的建設受到了限制，城市整體上看起來不僅過于龐大浮腫而且缺乏現代化的活力，同時，郊區本身的獨特性因素也不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