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城市建設速度不斷加快，城市內(nèi)部各類問題不斷涌現(xiàn)，公眾的利益訴求表達日益增多;同時，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途徑和方式越來越豐富，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權利主體意識也更加強烈。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任溝通，有效提升城市治理的公眾參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治理各項政策的執(zhí)行成效和治理效果。通過引入囚徒困境模型，以廣西南寧的調(diào)查為例，分析政府與公眾在公眾參與城市治理過程中的博弈情況，提出要提升城市治理公眾參與水平，政府主動引導公眾參與是前提，培育和提高公眾參與意識是基礎，政府與公眾相互信任是關鍵，同時要加強對政府和公眾的監(jiān)督，促進政府和公眾的合作，實現(xiàn)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良性循環(huán)。

　　關鍵詞：博弈論;囚徒困境;公眾參與;城市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新時代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制度指明了方向。[1]城市作為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城市治理是實現(xiàn)社會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內(nèi)容。[2]隨著城市化發(fā)展的進一步加快，社會公眾對于城市治理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在城市治理中加強公眾參與是城市治理現(xiàn)代化的重要要求之一，公眾充分參與城市治理是實現(xiàn)“共建、共治、共享”和“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必要手段。當前，公眾參與城市治理的過程中存在著公眾參與理念、參與機制以及參與效果等不同層次的問題和困難，[3]需要結合城市治理中公眾參與的實際，從政府和公眾兩個主體入手，提升城市治理公眾參與水平。

　　本文基于博弈論囚徒困境相關理論，結合我國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中城市治理現(xiàn)代化形勢，以廣西南寧公眾參與城市治理情況為研究案例，分析公眾參與城市治理過程中政府與公眾作為參與主體的囚徒困境博弈策略選擇。從政府與公眾兩個參與主體的角度出發(fā)，分析在城市治理過程中兩者的關系，探討如何促進政府與公眾的信任、合作和共贏，從而進一步提升城市治理公眾參與水平。

　　一、相關概念和囚徒困境模型

　　(一)城市治理和公眾參與的界定

　　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的快速推進，城市整體發(fā)展狀態(tài)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隨之而來的城市治理問題也越來越多樣化;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日益迫切，社會公眾對自身利益的維護和對公共供給方面的利益訴求越來越渴望，城市治理的內(nèi)容和公眾參與的概念也在不斷更新?，F(xiàn)有研究中，學界對城市治理和公眾參與的探討非常豐富，本文在整理了相關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城市治理界定為：由政府、社會組織、企業(yè)、公眾等多元主體，通過運用經(jīng)濟、行政、法律、市場以及參與等綜合手段，以城市高質(zhì)量發(fā)展為目標，推動城市經(jīng)濟、社會秩序、環(huán)境衛(wèi)生、市民生活以及基礎設施等多方面整合發(fā)展的過程。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和新媒體等網(wǎng)絡平臺的多方應用，公眾參與的渠道和途徑也在不斷豐富。我國城市治理公眾參與從動員參與、自發(fā)參與發(fā)展到理性參與階段，公眾參與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升。[4]結合本文研究實際，對公眾參與采用王周戶教授的定義：主要指政府之外的個人或社會組織等主體，通過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徑直接參與到權力機關立法或政府公共決策中，包括公眾在立法或公共政策形成和實施過程中直接施加影響的各種行為的總和。[5]結合本文研究范圍，公眾參與的活動以圍繞城市治理開展的一系列事務為主，同樣在城市治理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參與事項更貼近于公眾自身實際情況，方式和方法也更加自主和隨意，這為利用囚徒困境模型進行探討和分析政府與公眾在城市治理過程中的博弈選擇，提供了研究基礎。

　　(二)囚徒困境模型

　　囚徒困境模型是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在1950年首次提出，該理論雖然簡單，但是在提出后有效地解釋了很多社會現(xiàn)象，是博弈論中最為基本和有效的模型。模型假定有兩個犯罪嫌疑人甲和乙，代表囚徒困境博弈的主體(如表1)。甲和乙在共同作案被警察抓住以后分開關押，并告訴他們：可以選擇坦白或者選擇不坦白;如果其中一個人坦白，而另一個人不坦白，則坦白的一個人會被立即釋放，不坦白的一個人會被判刑10年;如果兩個人都坦白，則會每人都判刑8年;如果兩個人都不坦白，因證據(jù)不足每個人在被關押1年后釋放。在這個博弈當中，犯罪嫌疑人(囚徒)甲和乙每個人都有兩個選擇(行動)：坦白和不坦白，這個博弈的支付(支付主要指每個參與人在給定倡議組合下得到的報酬)結構如表1所示，列代表囚徒甲，行代表囚徒乙，矩陣中的兩個數(shù)字，第一個數(shù)字為甲的支付，第二個數(shù)字為乙的支付。

　　根據(jù)上述界定來看兩個參與人即甲和乙會如何進行選擇，假設參與人是理性的，因此被判刑都會給他帶來痛苦，所以他的目標就是能少坐牢最好。先分析甲的選擇，他所面對的問題是：如果乙坦白的話，自己坦白會判8年，不坦白會判10年，那么坦白比不坦白要好;如果乙不坦白，自己坦白會被立即釋放，不坦白則會被判1年，坦白還是要比不坦白好，因此對于甲來說，不管對方坦白與否，自己的最優(yōu)選擇都是坦白。對于乙來說也是相同情況，所以每個人的最優(yōu)選擇都是坦白。但是在這個博弈中，兩個參與者的帕累托最優(yōu)并不是兩個人都坦白獲得8年的判刑，而是兩個人都不坦白獲得1年的判刑，原因是在兩個人的博弈當中，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時忽略了對方的利益，導致沒有產(chǎn)生最佳結果。

　　(三)囚徒困境的重復博弈

　　上述模型當中兩個人都坦白無法構成納什均衡，因此也無法形成帕累托最優(yōu)，其問題的關鍵是上述的博弈是一次性的，每個人都只考慮眼前利益。在現(xiàn)實社會，兩個參與主體既有一次性的博弈，也會有多次重復的博弈。博弈論證明，在重復博弈的情況下，合作對每個理性人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原因是重復博弈的三個特點。一是重復博弈中前一段博弈的結果不改變后一階段博弈的結構;二是每個參與人都能夠觀察到博弈過去的歷史，也就是博弈過去發(fā)生的事情;三是由于重復博弈，參與人關心的不僅僅是現(xiàn)階段的結果，還包括未來的結果，也正是這一點使得博弈主體有積極性做出不同于一次性博弈時的最優(yōu)選擇。由此可以推斷得出，參與博弈的一方如果選擇合作策略，另一方也會選擇合作策略，如果其中一方是不理性的，寧愿損害自身利益也不愿意選擇合作，只能對不合作行為加大利益成本(加大懲罰力度)。如果博弈雙方一開始都選擇合作策略，這就形成了帕累托最優(yōu)，在重復博弈中也將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根據(jù)分析，重復博弈使得理性人得以走出囚徒困境，其中關鍵是對不博弈方進行懲罰，加大不合作導致的成本，當不成本無限大于合作成本時，理性參與者將不會不選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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