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為分析耕地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動態關系，促進城鎮化與農業的協調發展，本文基于湖南省2009-2017年相關數據，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計算兩者的互饋關系。結果表明：耕地變化與社會發展之間動態響應呈現差異性，表現為方向上的正負轉換和趨勢上的強弱起伏;耕地變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度遠遠高于經濟社會發展對耕地變化的貢獻度。
關鍵詞 耕地資源;社會發展;向量自回歸模型;湖南省
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學報 期刊級別： 省級 國內統一刊號： 11-1891/S 國際標準刊號： 1000-1514 期刊周期： 季刊 主管單位： 北京農業工程大學 主辦。
耕地作為最常見的土地利用方式之一，其變化不僅直接影響地區和國家的糧食安全，對區域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起到關鍵作用。耕地利用變化一直是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快速發展，我國土地利用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耕地在2000年后快速減少，糧食生產壓力倍增。局部區域耕地利用面臨集約化和生態脆弱化等問題。因而，增強對耕地利用變化及效應研究，對增強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耕地利用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因素、耦合類型等分析。例如：劉彥隨(2014)等認為農業發展是影響區域城鎮化的重要因素，并進一步研究城鎮化背景下應當如何更好地保護耕地。焦偉杰(2010)等認為城鎮化的發展對耕地具有雙向作用，既有正面效應又有負面效應。張浩等認為城鎮化在發展的過程中對耕地的保護具有耦合協調關系。柯新利等認為人口、經濟、社會城鎮化對耕地利用的集約度具有顯著提高作用。可見，學術界普遍認為城鎮化與耕地利用存在緊密的聯系，但是耕地變動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單向考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將研究耕地利用變化程度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聯動關系。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表明，耕地利用變化對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都會造成影響，本文以湖南省為例，分析2009-2017年湖南省耕地利用變化情況，測算耕地變化的動態度，變化幅度，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解釋耕地利用變化對城鎮化水平和零食安全的影響，以期為湖南省耕地利用與保護提供理論基礎。
1 研究區概況
湖南省位于長江中下游，屬亞熱帶季風氣候，由平原、盆地、丘陵地、山地、河湖構成，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自古就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美稱。同時，湖南省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部崛起倡議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發展區域。21世紀以后，湖南省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土地利用發生極大的變化，耕地面臨的壓力倍增。因此湖南省為研究社會發展和耕地變化的動態響應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動態度
指的是某地區在一段時期內某種土地利用類型轉變的速度，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為研究時段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的動態度;和分別代表研究初期與研究末期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為研究時段長。值的“±”表示某一地類轉型的方向，“+”表示轉入，“-”表示轉出。
2.1.2 VAR模型
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由Sims提出，主要用于研究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沖擊的一種方法，本文采用耕地動態度指標和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城鎮化水平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指標，進行耕地利用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相互影響分析。其表達式為：
(式4-6)
式中，為內生變量，為外生變量，p為內生變量的滯后時間間隔，T代表研究單元數量，為擾動向量。
2.2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社會經濟發展的表征指標具有多樣性，根據湖南省的的實際情況，分別選取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之比)和人均GDP來表示湖南省的社會發展階段。城鎮化水平反映社會城鎮建設水平，人均GDP反映國民收入水平，兩者結合更能反映社會的發展階段。
耕地變化采用耕地總面積和耕地動態度來反映，總面積能夠代表耕地的基數，動態度代表耕地的變化程度。兩者能夠較為全面的表示耕地的擁有量和變化情況。
本文以基于2009-2017年數據進行分析，耕地數據均來源于湖南省自然資源廳，社會發展數據包括城鎮化水平和人均GDP均來源于《湖南省統計年鑒》。具體指標和表征含義如表1所示：
3 耕地變化分析
為更好地揭示湖南省耕地利用變化情況和區域差異情況，采用《湖南省主體功能規劃》中的區域劃分，將湖南省分為重點開發區、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分別分析其耕地利用變化情況。
2009-2017年，湖南省耕地總體上呈波動上升，除2014年和2016年耕地數量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耕地數量均有增加，研究期內共增加16千公頃。耕地類型變化明顯，水田與水澆地面積逐年減少，而旱地面積增長明顯。全省耕地動態度為0.04%，變化幅度較小。由此可見研究期內，湖南省十分注重土地利用結構的調整，有效地協調了耕地保護和城鎮建設之間的矛盾。
2017年，農產品主產區耕地總面積為1756.25千公頃，占全省耕地比重為42.31%，相比2009年增加了5.35千公頃，但占全省比重降低了0.03%;研究期內耕地資源總體呈上升的趨勢，除2011年耕地面積有所下降之外，其余年度耕地面積均有所增加。耕地動態度為0.034%，屬于耕地變化較小的區域，變化程度略小于全省整體狀況。可見2009-2017年湖南省積極推動該區的耕地糧食生產能力建設。
2017年，重點開發區耕地面積為1056.22千公頃，占全省耕地的比重為25.44%，相比2009年耕地面積減少了4.95千公頃，占比降低了0.22%;耕地資源總體呈下降的趨勢，除2011年耕地面積有所上升之外，其余年度耕地面積均有所下降。耕地動態度為-0.05%，是全省唯一耕地減少的區域，變化速度與全省整體水平相似，略大于全省整體狀況。說明隨著該區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工商業體系的完善，建設用地擴張導致耕地減少。
2017年，重點生態功能區耕地面積為1338.55千公頃，占全省耕地的比重為32.25%，相比2009年耕地面積增加了15.60千公頃，占耕地比重上升了0.25%;研究期內耕地資源總體呈現先增加后減少趨勢，2015年以前耕地增長明顯，2015年后耕地減少顯著。耕地動態度為0.13%，是全省耕地速度變化最快的區域，遠遠大于全省整體狀況。可見2009-2017年期間，該區耕地生態功能轉型效果顯著，糧食安全保障逐步向生態功能建設轉變。
4 回歸結果分析
在進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分析之前，需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選用Fisher ADF檢驗，結果表明var模型的單位根均落在單位圓內(見圖1)，表明通過平穩性檢驗。可進行標準差的脈沖響應分析，結果顯示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系統。城鎮化、人均GDP和耕地動態變化度分別做脈沖響應分析，具體結果如下：
4.1耕地動態度與城鎮化變化的脈沖響應
從耕地動態度對城市化水平變化的沖擊響應來看(見表2、圖2)，城鎮化水平增長對來自耕地變化的擾動并沒有立即做出響應，城鎮化水平在第一期的響應為0，在第三期，城鎮化水平對耕地變化擾動所做出的響應達到最大且為負向;隨后響應呈波動增大趨勢變化，直到第12期左右穩定地趨于0;城鎮化水平變化的累計響應值為負值。脈沖響應表明耕地的變化在不同程度上對城鎮化水平增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并且這種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定的增長，但耕地的變化對城鎮化水平變化的脈沖響應具有一定的波動性。也就是說，耕地變化較大的地區城市化水平往往會受到限制而提升較慢，因此，必須改變以前盲目對土地進行擴張和轉變來尋求快速的城市化提升的態度，即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才是湖南未來的必然選擇。
從城鎮化水平變化對耕地動態度的沖擊響應來看(表2、圖2)，當耕地動態度受到一倍標準差的正向沖擊時，立即做出響應，前兩期是增長，在第三期時迅速下降達到最大且為負向;隨后是逐漸上升，然后下降，直到第10期左右穩定地趨于0;整個響應期內耕地動態度呈波動減小趨勢，變化的累計響應值為正值。這說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會對耕地的變化有正向促進作用，并且這種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定的增長。但耕地動態度的脈沖響應具有一定的波動性，城鎮化水平提升過快會導致耕地壓力增加，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升，生產水平得到有效提高，通過技術升級、產業結構調整等政策能夠減小其變化壓力。
通過對城鎮化水平增長及耕地動態度進行方差分解，可知城鎮化水平增長對耕地變化的貢獻率保持在21.84%左右的水平，耕地變化對城鎮化水平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70.06%左右的水平。說明耕地變化對城鎮化水平增長的影響遠大于城鎮化水平增長對耕地變化的影響，因此，在未來湖南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加快湖南的城鎮化進程。這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的努力，構建多元化的城鎮體系結構，注重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強制度建設，為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服務與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