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確理解不當得利之“得利”性質合法與否，得利人所得是否為非法利益，是準確適用《民法典》不當得利的基本前提。受蘇聯民法理論的影響，我國很長時間將不當得利視為不法得利。《民法典》確立了不當得利的“得利”之合法性質，糾正了之前將不當得利視為違法得利的錯誤。傳統大陸法系國家的不當得利制度，目的在于彌補物權變動規則導致的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失衡，為利益受損的當事人提供債上救濟，不當得利和非法得利不具有關聯性。不當得利不是為了彌補受損方損失，其返還范圍以得利人取得的利益為限，不當得利返還與侵權賠償、違約責任的補償性機能不兼容。得利人取得利益的手段和方法雖無不法，卻沒有繼續保持所得利益的法律基礎和道德之正當性，故而應將所獲利益返還給受損一方。基于不當得利的合法性質，不當得利與侵權得利、違約得利不存在請求權競合，也無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在得利人惡意之情形，允許不當得利請求權和侵權請求權聚合。

　　關鍵詞：不當得利;合法性;正當性;請求權聚合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2021)05-0056-10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三五”規劃項目“加強民營企業產權保護制度研究”(19ZK28)。

　　包括我國在內的大陸法系國家，歷來視不當得利為法定之債的產生原因之一。我國1986年《民法通則》第92條規定：“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首次正式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我國民法上的不當得利制度。茲后，在此基礎上，2017年制訂的《民法總則》以及2020年頒布的《民法典》，對不當得利制度進行了細化完善。不同于《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中不當得利單薄得只有一個條款，我國《民法典》有關不當得利的內容較為翔實，為不當得利民事糾紛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法律依據。《民法典》總則部分第122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民法典》除了在總則部分規定了不當得利的一般條款之外，在其合同編的“準合同分編”第29章，以整章共4條條文，對不當得利返還的例外情形、得利人善意和惡意不同的法律后果、不當得利請求權和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聚合，以及第三人得利的處理做了規定。由于立法傳統的慣性，我國不當得利立法采取“沒有合法根據”或者“沒有法律根據”這種非主流的表述，與傳統大陸法系主流民法典普遍采用“缺乏法律上的原因”的表述相距甚遠，這就需要針對我國民事立法尤其是《民法典》中的不當得利進行科學的理論解釋。這些年，我國學者對不當得利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不當得利的功能、不當得利的舉證責任、不當得利條款與其他條款的關系、我國不當得利法的源流等方面，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我國學界對不當得利的研究卻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我國不當得利立法的獨特表達與司法實踐。學者們大多以域外法“缺乏法律上的原因”作為研究不當得利的起點，對我國不當得利法律條文中“沒有合法根據”取得利益，或者“沒有法律根據”取得利益的含義，也即對不當得利“得利”之性質，采取回避態度，我國立法“沒有法律根據”與域外法“缺乏法律上的原因”有何區別不甚清楚。不當得利制度研究缺乏立法針對性，理論研究和法律條文脫節，導致司法實踐難以準確把握不當得利的構成要素。如果純粹按照我國不當得利法條文的字面含義解釋，侵權得利、違約得利也屬于沒有合法根據取得利益的范疇，被包含在不當得利之中，這顯然違背不當得利的立法初衷。我國不當得利特殊的立法表達方式，以及民法研究對這種特殊表達方式的忽視，增加了不當得利制度的司法適用難度。其結果是，司法實踐要么將不當得利作為處理特定幾類案件的最后救濟手段，不當得利變成補缺拾遺的“民法垃圾箱”，要么無限擴大不當得利的適用范圍，混淆不當得利和侵權得利的區別。為了消除對不當得利理解的不確定性，有必要對我國民法典不當得利之“得利”的性質進行界定，尤其是對如何正確理解“不當”進行研究，以保證不當得利的準確適用。

　　一、我國不當得利歷經了從非法向合法的轉變歷程 我國不當得利法理論，是對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等傳統大陸法系多元繼受的產物，但是在語法表達上走上了與傳統大陸法系不同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傳統。

　　(一)《民法通則》不當得利基本上等同于不法得利

　　1986年的《民法通則》采用“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界定不當得利。《民法通則》的這種立法表達，使得不當得利在我國一開始就被打上了違法性的標簽，不當得利很容易被認為是非法得利，不當得利取得的利益，往往被視為非法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31條規定：“返還的不當利益，應當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當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勞務管理費用后，應當予以收繳。”最高人民法院這一司法解釋使用“應當予以收繳”，更加強化了不當得利所得等同于違法所得的觀念。按照臺灣學者王澤鑒的說法，中國大陸《民法通則》重建了私法秩序，《民法通則》關于不當得利的條款“強調不當得利的違法性”[1](P14)。《民法通則》將不當得利視為違法得利，嚴重限制了不當得利的司法適用。在民法理論體系中，非法取得利益一般是基于侵權行為或者違約行為，受損害的一方可以依據侵權法或者合同法的規則尋求司法救濟，而不必借助于更加抽象的不當得利的債法規則以保護其正當利益。其結果是，司法實踐盡可能避開不當得利，導致不當得利的案件比例在民商事案件中的占比極低。根據有關學者的相關統計，1992年全國法院一審共有2 334件不當得利案件，而同期的經濟糾紛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合并總數共有822 923件[2]。不當得利案件與民商事案件總量的占比為0.28%，占比非常低。本文作者通過全網檢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網，檢索了從2010—2019年最近10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不當得利案件情況。2010—2019年裁判文書網收錄的不當得利案件數量為283 933件，同一時期民事案件數量為57 237 685件，不當得利案件與民商事案件總量的占比為0.496%。可以說，經過20多年，不當得利案件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相較于前20年有了一定的改觀，不當得利案件數量整體上也呈上升態勢。但相較于我國民事案件總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形，不當得利案件數量占比仍然非常低，其遞增速度也一直處于緩慢狀態根據裁判文書網數據整理顯示，2010年到2015年6年間，全國各級法院審理的不當得利案件與民商事案件的數量占比一直低于0.4%，有些年份比上一年還有所下降。2016年開始，不當得利案件占比才達到0.5%，2016年、2017年、 2018年基本上處于0.53%，2019年也只有0.57%。同期間，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不當得利案件占比和全國的整體情況相似。。作為一項重要的民事制度，不當得利案件在民商事案件的占比一直處于如此低的狀態，說明不當得利法律制度在司法裁判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