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檔案館是永久保管檔案的場所，是面向國家和社會科學文化事業發展，服務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公共服務機構[1]。收集保管公共檔案，由國家出資、服務于社會公眾的檔案館都可以稱之為公共檔案館，公共檔案館包括國家檔案館(歷史檔案館、綜合檔案館)和專業檔案館[2]，指的是由國家設立并管理的，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綜合檔案館，依法集中接收、管理本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檔案和政府公報等政府公開信息的儲存場所[3]，主要承擔檔案保管、愛國主義教育、檔案利用、政府公開信息、電子文件備份等社會公共服務的職能[4]。2017年頒布的《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條例》將“檔案”納入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地方法規[5]，指出要將市、縣綜合檔案館納入公共文化設施，將檔案服務納入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范疇，通過加強數字化和網絡建設與管理，促進優質文化資源向基層流動的效率，實現檔案公共服務標準化、規范化和均等化。與此同時，我國政府數據開放于2018年正式上升成為國家倡議，挖掘現有公共數據潛力和提升創新發展能力成為檔案館發展的一種趨勢。由此可見，公共檔案館公共文化服務既是政治任務，也是社會發展需要。公共檔案館開展公共文化服務，一方面可以提升檔案公共文化服務和產品的受惠覆蓋面，有助于形成檔案館+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的公共文化服務格局;另一方面也是公共檔案館應對現實需要和發展趨勢所進行的自我革新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公共檔案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SWOT分析

　　SWOT分析又叫態度分析法或環境分析法，是由美國學者海因茨·韋里克創立的，基于內部和外部競爭環境與發展趨勢對相關要素進行分析，并得出決策性結論的方法[6]。其中，S(strengths)代表優勢、W(weaknesses)代表劣勢，O(opportunities)代表機會、T(threats)代表威脅，優勢和劣勢主要用于分析系統的內部條件，機會和威脅用于系統分析的外部條件。從整體上看，對公共檔案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SWOT分析，要將公共檔案館的內部優勢和劣勢，外部機會和威脅四大因素通過調查與篩選提煉出來，并按照系統分析的方法將這些因素組合起來進行分析，從而制定出相應的對策與方法(詳見表1)。

　　(一)優勢因素分析

　　公共檔案館的資源屬于國家和社會全體公民并為全體公民所共享，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方面具有制度優勢和資源優勢[7]。首先，公共檔案館的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公共檔案館是國家或地方政府設立的，最能體現檔案事業的社會公益性和公共服務性特征的檔案館[8];二是公共檔案館制度安排體現的公共性、文化教育功能，形成了檔案館承擔面向社會，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社會化職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明確規定，“檔案館應當通過其網站或者其他方式定期公布開放檔案的目錄，不斷完善利用規則，創新服務形式，強化服務功能，提高服務水平”[9];三是我國縣級以上檔案館基本上都建立了符合當地水平的相關開放政策，進一步推進了檔案的開放與利用。其次，從資源優勢來看，檔案是一種重要的信息資源，隨著公共檔案館數量由少到多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包括文書類、聲像(照片、錄音、錄像)類、科技類、專業類等，公務電子郵件、單位網站網頁、融媒體等在內的門類齊全的資源體系。不僅如此，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檔案資源被納入文化共享工程，線上資源也都向數字檔案資源進行轉化，很大程度上構建了公共檔案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全新平臺。與此同時，隨著紅色檔案資源的挖掘與利用，以講述地方革命人物的紅色故事，播放紅色檔案影片，再借助閱讀推廣活動和讀者協會活動可以很好地發揮檔案資源在愛國主義教育、課程思政化建設等方面的優勢。也就是說，公共檔案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不僅內部優勢明顯，外部優勢也正在建立完善。

　　(二)劣勢因素分析

　　公共檔案館與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站)相比而言，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存在明顯的劣勢，主要有由客觀條件造成和由主觀條件導致的。從客觀條件來看，公共檔案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資源是豐富的，但是開放程度有所限制，再加上從事公共文化服務的時間不長，積累的經驗不足，基礎普遍薄弱;從事檔案公共文化服務的人才資源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服務模式的創新與檔案公共文化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檔案館從封閉式管理到開放式服務的變革中，暴露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如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中相應的配套制度和措施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服務手段、方式和內容跟不上社會需求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等。從主觀條件來看，公共檔案館的公共文化服務意識薄弱，再加上場館建設和服務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建設，檔案公共文化服務成效普遍較低;二是公共檔案館及其管理部門對相關政策的理解與落實不夠到位，導致檔案資源開發缺乏持續性和系統性，對接社會需求的能力不足;檔案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主體與需求客體之間普遍存在“你提供”但“非我所需”的現象。

　　總體上來說，公共檔案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基礎不牢固是最關鍵的劣勢，如檔案資源豐富與利用不足的現象并存，檔案封閉式的管理方式與開放式的社會需求同在等制約了檔案公共文化服務的充分提供[10]。

　　(三)機會因素分析

　　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市場化、社會化的發展轉型，再加上文化事業單位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日益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市場在不斷擴大，形成了良好的公共文化消費的環境氛圍。

　　從需求市場來看，隨著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不斷提高，伴隨著鄉村振興的進一步推進，對檔案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已經進入總量快速擴展和供給結構優化調整的新階段，這無疑為公共檔案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從政策來看，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機關檔案工作條例》《檔案縮微品制作記錄格式和要求》《交通檔案管理辦法》《會計檔案管理辦法》《檔案館建筑設計規范》《干部檔案工作條例》等條例、管理辦法和規范要求為檔案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規范化建設提供了支持。與此同時，習近平同志關于檔案工作“走向依法管理、走向開放、走向現代化”的重要論述，強調“要提高檔案信息化水平， 運用現代化技術做好檔案管理工作”[11]，這為公共檔案館的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了根本遵循，有助于檔案公共文化數字化服務的推廣與運用。2020年6月通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明確指出，“有效保護和利用檔案，提高檔案信息化建設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強檔案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檔案意識”“國家加強檔案工作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縣級以上各級檔案館的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二十五年向社會開放”“保障電子檔案、傳統載體檔案數字化成果等檔案數字資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推動檔案數字資源跨區域、跨部門共享利用”等。這些政策、標準規范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精神，為檔案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也為各地公共檔案館開展市場化、社會化的文化服務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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