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城鎮化的深入推進，鄉村關系網絡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村民的信任互惠關系遭到破壞。鄉村治理在轉型期內面臨內生治理基礎薄弱、鄉村秩序難以維護、鄉村文化式微等諸多困境，致使鄉村治理低效無序。鄉村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緊密相關，是實現鄉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力量。鄉村治理的關鍵在于重建鄉村社會資本，營造鄉村文化，推進鄉村產業建設，進而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優化鄉村治理結構，最終實現鄉村振興。

　　【關鍵詞】鄉村治理 社會資本 多元善治 鄉村振興

　　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鄉村治理是我國基層治理的基礎。在古代，中央政府通過層級官僚制加強對鄉村社會的行政控制，同時運用儒家倫理道德塑造鄉民的意識形態和倫理綱常，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進入現代社會，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鄉村發生變革的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轉型危機。學界有關鄉村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村民自治、鄉村治理模式、鄉村治理經驗與鄉村治理變遷等五個方面。有學者指出，當前農村面臨著頂層設計不完善、制度機制不健全等問題，農村治理亟需從傳統鄉村管理方式向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模式轉型。[1]在村民自治方面，有學者通過分析發達地區農村的村民自治，發現僅有民主選舉難以實現鄉村善治，配套的制度安排也是必要條件。[2]鑒于當前社會分層的現實，學者們提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其中以“村鎮并列自治”模式和“縣政、鄉派、村治”的治理結構較為典型，前者即村民自治組織直接對接縣，鎮的自治權和村民自治權相等;后者即縣作為國家在農村的基層政權，擁有更多的自主性，鄉是縣政府的派出機構，專事政務和指導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主要從事村民自治工作。[3][4]同時，基于當前新農村建設的客觀實踐，學者總結、對比、提煉其中鄉村自治的新方法、新途徑，例如，“楓橋經驗”和“八鄭規程”的共性在于增強了鄉村主體的民主意識，形成了社會治理的認同模式。[5]除截面研究外，也有學者以社會變遷為視角，開展有關鄉村治理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理論研究，指出公共性在農村社會中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歷史變遷過程，當前農村公共性衰落，重新構建農村社會公共性的關鍵在于以集體經濟為載體、以土地增值收益為媒介和以法制為保障。[6]

　　實踐上看，在我國城鎮化加速推進過程中，鄉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鄉村內部的社會網絡結構遭到破壞，村民之間的關系支離破碎，社會資本匱乏，鄉村治理面臨內生治理能力弱化、鄉規民約失效等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一個有別于城市的社會空間，鄉村固有的文化傳統及其風俗習慣，使得鄉村難以以與城市相同的且標準統一的模式進行治理。鄉村治理雖然依賴正式制度，但同時也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響。[7]鄉村作為一個基層自治組織，在行政手段并不完善或難以滲透的情況下，相關政策的實施往往更多地依賴基層社會的配合和參與，因而從鄉村內部著手，“由內到外”地把握鄉村社會結構及相關治理利益關系至關重要。有鑒于此，本文以鄉村社會資本為著眼點，探討社會資本與鄉村治理的內在邏輯，勾勒鄉村治理的實踐路徑，以期完善鄉村治理的相關研究。

　　社會資本：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長久以來，我國傳統鄉村以血緣、地緣為基礎，村民們置身于家庭、村落、宗族、國家等構成的同心圓式的社會網絡結構中，大多時候關系融洽。然而，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傳統鄉村社會發生了變化，大量村民外出務工，村民的集體關聯被削弱，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日漸個體化、松散化，社會凝聚力減弱，村莊治理的難度逐漸增加。在現實困境下，培育鄉村社會資本，挖掘鄉村內生的治理機制，為鄉村治理奠定社會基礎尤為重要。

　　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對社會空間的研究之上逐漸發展起來。他認為，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社會結構緊密相關，“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它們與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認識與認知的持續關系網絡聯系在一起”。[8]此后，詹姆斯·科爾曼、弗朗西斯·福山、羅伯特·普特南等學者從不同領域對社會資本進行了拓展和深化。當前，學界對社會資本的界定仍然存在爭議，羅伯特·帕特南提出的概念相對得到較多認可，他認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9]這一界定著重強調了社會資本中信任、規范和網絡三要素，認為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的關鍵部分，能夠產生互惠的規范和信任。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網絡關系提供了村民與其他主體溝通的平臺，它是內嵌于社會結構中村民與鄉村、村民與國家以及鄉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構建鄉村治理機制，實際上就是政府、村民以及第三方組織等多元治理主體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堅持以鄉村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塑造多元治理主體的社會關系網絡，建立利益表達與協商合作機制，使鄉村治理過程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實現高度契合，進而達到協調各利益主體、促進鄉村持續發展的目的。顯然，鄉村治理和社會資本之間存在必然的內在邏輯關系，社會資本是鄉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力量。社會資本可以通過社會信任、關系網絡、共同規范等要素緩解鄉村治理中的沖突，推動鄉村治理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正是在此意義上，鄉村社會應復歸于鄉村，按照鄉村社會的基本發展規律與實踐邏輯進行治理，而鄉村社會資本能夠為優化鄉村治理結構、粘合鄉土社會、實現鄉村振興提供有效助力。

　　社會轉型期下鄉村治理的現實困境

　　鄉村社會結構變遷，村莊社會網絡斷裂。在傳統社會中，囿于鄉村社會的封閉性，多數村民世代聚居在一個村莊，形成熟人社會。因此，無論是對個人私事還是村莊集體事務，村民的參與熱情高、集體行動力強。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鄉村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鄉村原有的關系網絡斷裂，鄉村內生治理基礎不斷減弱。村民之間的熟人關系逐漸轉變為半熟人關系，甚至陌生人關系，村民之間的信任弱化，村民的一致行動力減弱，鄉村公共事務治理難度增加。再者，流入城市的鄉民，受到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影響，其行為方式與留守鄉村的鄉民差異愈發明顯。意識行為發生變化的鄉民其傳統的親情和地緣意識淡薄，很難合作協調，[10]村級組織內生性合法權威被弱化，鄉村治理低效而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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