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在《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價值觀研究》中，陶東風試圖重新回到文化研究的真正起源地，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大眾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和視域，這種回返式的轉向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研究正在擺脫西方影響，走向真正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范式意義。
【關鍵詞】文化領導權 大眾文化 社會主義
陶東風教授主編的《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價值觀研究》從價值觀的角度，對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進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全書共四部分，分別是大眾文化價值觀基礎理論研究，大眾文化價值觀的生成、傳播、接受研究，大眾文化價值觀的主題研究，大眾文化價值觀的比較研究。第一部分作為全書的立論基礎，首先系統梳理了馬克思主義(包括經典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本土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并深入探討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大眾文化的融合策略。在我看來，這既是陶東風大眾文化研究的嶄新界標，也是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突破。或者以為，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度，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學術研究的基本立場和視域，似乎天經地義。有時候，我們甚至會為那些僅僅用以宣誓政治正確的八股文字感到憤怒。但具體到(大眾)文化研究領域，則另當別論。眾所周知，文化研究是從西方舶來的，而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以超克馬克思主義相標榜，其概念、方法、立場、研究對象，往往帶有濃厚的“后”馬克思主義色彩。受西方理論影響，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援引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現代、后現代文化理論，其中當然也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個流派，但總體說來，經典馬克思主義并沒有成為這一新興學科的理論公設，本土的社會主義大眾文化實踐，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在相關的教材、專著、譯著中，我們會看到各種標新立異的流派和理論，卻很少見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名字。從這個意義上說，陶東風的這一理論自覺，標志著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其實，馬克思主義原本就是文化研究的真正起源地。我們知道，(大眾)文化研究是伴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而出現的。“一戰”之后，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而西歐國家的革命運動卻相繼失敗，這一有違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將在發達的西歐國家取得勝利”之預言的事實，促使共產黨人開始反思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以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意第二國際將馬克思主義奉為教條的做法，尤其不同意將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經濟決定論，認為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原因恰恰在于沒有重視無產階級之階級意識的培育(盧卡奇)，沒有注意到發達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后的農奴制俄國在社會文化上的差異(葛蘭西)，因此轉而致力于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生前雖然非常重視但未及展開的文化問題。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圍繞這一主題所做的一系列討論，直接促生了后來的文化研究。不幸的是，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迭代更替，文化研究逐漸脫離無產階級革命的總體倡議，轉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從被視為文化研究之開端的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開始，直至當下的性別研究、女權主義、酷兒理論、媒介批評、消費主義研究，文化研究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與此同時，這些流派往往批評馬克思主義過分強調經濟基礎對文化的決定作用，是一種機械的、僵化的唯物主義，并聲稱自己超越了馬克思主義。但事實是，隨著文化研究日益成為一門“自足”的學科，特別是如愿以償地進入學院體制之后，其原有的鋒芒和力量便日漸衰竭，以至于被批評者譏諷為一件看似叛逆實則不過是在賣弄風情的“吊帶衫”：“作為沒有政治目標的離經叛道……文化研究的興起標志著學院政治的真正成熟，標志著左翼批判力量陣地的徹底轉移，或者說，標志著‘傳統左翼’向‘現代左翼’的脫胎換骨。文化研究既拆除了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暴動和爆破，同時也無力發起對于資產階級的文化陣地戰。……文化研究使階級斗爭變得越來越無害化。文化研究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生死攸關的政治斗爭轉變成為一場裝滿橡皮子彈的語言掃射和文化批判。這與其說是炮火連天的戰爭，不如說是裝點后現代社會和消費主義時代的絢爛煙花。”[1]從這個意義上說，陶東風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強調，乃是一種理論的重返。這種重返，意味著從根本上對文化研究進行反思和重建，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研究試圖擺脫西方的影響，實現真正的本土化，意味著將文化研究從吊帶衫重新變為(理論的、批判的)子彈。鑒于陶東風作為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開創者、引領者的地位，這一理論轉向無疑具有一種重要的范式意義。
陶東風在總結自己的學術經歷時曾經談到，他最初進入大眾文化研究時，最倚重的理論是法蘭克福學派(準確說，是霍克海默、阿多諾)的文化批判理論。霍克海默、阿多諾站在歐洲文化精英的立場，對以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為代表的美國大眾文化給予了無所不用其極的批判，認為資本主義“文化工業”通過標準化的生產方式，以“個性化”的偽裝，對大眾進行麻醉和欺騙。批判理論一言以蔽之，即“意識形態控制論、商品化工業化生產論、作品貧困論、讀者白癡論”。批判理論的精英立場和激進姿態，正好契合了20世紀90年代因為社會轉型及自身地位下降而失落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焦慮心態，于是，很自然地成為他們應對突如其來的大眾文化的最為便捷的批判武器。這種基于精英立場的批判引發了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討論”，進而發展成為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論范式。但這種挪用西方理論的批判，其實是不得要領的。正如后來許多學者指出的那樣，以港臺流行歌曲、崔健搖滾樂、金庸武俠小說、王朔“痞子文學”等為表征的發生期大眾文化，極大地推動了社會轉型期的思想解放，不啻為一場自下而上的“新啟蒙”運動。陶東風也說：“大陸批判理論存在的問題是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出現的特殊社會語境和政治文化功能缺乏本土化、歷史化的研究視野和評價標準，機械套用西方批判理論的傾向比較明顯。”[2]5
陶東風很快放棄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精英批判立場。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陶東風的大眾文化研究進入了“歷史化、語境化、本土化”階段，主要對發生期的中國大眾文化進行個案研究。作為親歷者，陶東風對改革開放初期大眾文化突破精神專制的解放作用原本就有切身感受，但一直要到接觸了諸多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政治學理論，如帶有自由主義取向的市民社會理論、現代化理論，尤其是哈耶克、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之后，他才有充分的自信正視自己的經驗。而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則在方法上支持他回到歷史現場，對發生期的大眾文化進行重新審理。他的許多個案研究，如鄧麗君與中國大眾文化之發生等，已經成為文化研究的經典案例。重新審理的結果是，發生期大眾文化的政治參與功能、社會批判功能、思想啟蒙功能得到了充分揭示：“這次世俗化否定了極‘左’時期的偽集體主義、貧困崇拜與禁欲主義，肯定了物質生活和私人領域的合理性。但與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不同，這個以個性解放、人道主義以及物質生活的合法化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并不意味著公共參與的衰退或公共領域的萎縮，恰恰相反，它構成了新公共性生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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