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漢墓出土文物是認識隴西兩漢文化及經濟社會面貌的重要媒介，漢帝國全面推行郡縣制度、并且注重文化的灌輸，在中原農耕民族文化和西北游牧民族文化交匯地帶的隴西，墓葬出土文物既反映了文化面貌向中原靠攏的統一性，也表現出了特殊的一面。但共性明顯大于差異，文化面貌顯示兩漢時這里并不荒蠻，相反，由于較便捷的地理位置，加之漢帝國實力拓展和對西部開發較深入，漢代隴西是一幅開放而繁榮的景象。
關鍵詞： 兩漢;隴西
甘肅省位于中國西北部，地處黃河上游。隴西縣，位于甘肅省東南部，定西市中部，黃河支流渭河上游。隴西在戰國、秦、漢時是隴西郡的一部分，據《漢書.地理志》，秦時置隴西郡，秦獻公元年(前284年)置 道即筑城，西漢時境內有獂道、襄武、蘭干三縣。隴西處于漢帝國版圖西部邊境，今仍遺存戰國秦昭襄王長城，昭示了其邊地位置。
隴西處于一個半封閉式地理位置，自成一隅但又是連接關中、巴蜀、西域東西南北重要區域的通道，這里為農牧交匯區，早在上古時期，就是獂、戎、羌多個民族流動和交替控制之地。戰國開始，內地居民大量遷入。漢時，為了鞏固和開發西北邊郡，推行大規模移民實邊的政策，在這種背景下，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民族成分多樣的社會。
這樣一個中原農耕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交匯在漢代大一統時期的具體情形如何，史料太少，很難判斷。《漢書.地理志》里的記載只有不多幾句：“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史記.貨殖列傳》載“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這樣要了解漢代隴西，只有從墓葬出土文物來分析。
隴西縣博物館漢代文物藏品較豐富，主要有銅器、陶器、骨器、玉器、銀器、絲綢六類，其中尤以銅器和陶器為最多。銅器包括雜器類的生活用具鏡子和帶鉤、銅燈，日用器銅壺、銅甑、銅釜、銅盆、銅盤;還有貨幣、璽印及兵器、車馬器;陶器有日用器陶罐、陶釜、陶壺、陶甑、陶鼎、陶鐘、陶缽、陶豆、生活用具陶熏爐，建筑明器陶倉、陶樓、陶井及附屬家禽家畜如陶雞、陶牛、陶馬;磚瓦類有繩紋筒瓦、花卉紋筒瓦、素面板瓦、青龍、朱雀模制畫像磚等;骨器有骨珠和六博棋具;玉器為玉印和玉璧;銀器為銀印，絲綢為少量殘片。這些文物多為墓中隨葬明器。如陶灶，1973年首陽漢墓出土的綠釉陶灶，長方體，中央為一敞口定釜，釜口凸起，灶面上有模印的刀、鉤、鏟等炊具，拱形火門。同年出土的灰陶灶，方形臺面中部有一定釜，灶臺上有模印的刀，叉，俎，刷、鉤，肥魚等炊具和食品，前后有乳凸，灶前為圓形火門。灰陶灶一件：呈蹄形，圓弧形一端伸出壺狀煙囪，侈口鼓腹，肩部開三角形三孔，另一端有方形火門，灶臺上放一圓釜。除明器外，另一部分是實用器，如銅鏡，館藏有“君宜高官”銅鏡、“君宜官位”銅鏡、“君宜官祿”銅鏡、“長宜子孫”銅鏡，表達了時人對富貴、多子多孫、長生不老等向往和祈愿。此外還有四乳四螭銅鏡 、四乳四虺銅鏡、雙龍四乳銅鏡、規矩蟠螭銅鏡、乳丁規矩紋銅鏡、連弧紋銅鏡和連弧紋銘文鏡、“見日之光”銅鏡、日光鏡、菊花紋銅鏡。從這些鏡子可知漢代男女都有用鏡來殉葬的習慣，大凡較富有的墓葬都要放一兩面鏡。
此外，墓葬也出土有漢“五銖”錢和“半兩”錢。從陶灶、銅鏡、貨幣這些常見出土文物看，隴西這時期的墓葬和中原、北方各地漢墓普遍出現并盛行的隨葬品是一樣的，差別不大。
這些出土文物內涵豐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作用。一方面，它是對史籍的證實。更重要地，文物作為有形的實體、可信度很強的資料，可以借此對隴西漢代歷史進行推測，補充乃至恢復出地方社會和文化發展的一些本來面目。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2008年發現的東闕坪“陳午”漢墓出土文物。該墓應為西漢早期墓葬，隨葬的錯銀器和印章、六博棋、彩繪陶等在反映西漢時期西部邊地與中原王朝的聯系、文化交流方面頗具典型意義，尤其是當時風靡一時的六博棋在隴西的首次官方發現，對于我們了解這一時期隴西地區和中原帝國的關系可以說是窺一斑而知全豹，可知西漢時期，尤其是絲綢之路開拓前，中原王朝和隴西邊地的關系無論從文化上還是軍事上都是較緊密的，人員流動是頻繁的。隴西和中原社會的發展是步伐一致的。
但其它墓葬由于歷史原因，記載簡略，幾乎沒有發表資料，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組合、器物具體的時代也難以判定，所以，進一步進行文物分期，研究發展序列而得出清晰明確的結論很難，只能依據全部出土文物做出初步判斷，即隴西漢墓出土文物與中原地區發展線索基本一致，也經歷了由仿銅、陶禮器向模型明器的轉變，器物合組日趨生活化。流行于關中、中原的仿銅陶禮器組合在本地區并不完整，多僅見鼎、壺，鈁的數量極少，有陶質和銅質蒜頭壺，蒜頭壺為秦人典型器物，表明本地區是受秦文化因素影響的，這類墓葬應為西漢早期墓葬;西漢中期主要器物組合為壺和罐，墓葬出現圓形和馬蹄形灶;約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模型明器種類增多，出現釉陶，灶和井普遍流行。東漢中期，釉陶占主要地位，除了壺和罐的組合外，還流行倉、灶、井的模型明器組合，陶器種類進一步豐富，流行動物陶俑。
這些文物出土于遍及全縣城鄉各處的漢代墓葬，換言之，漢代古墓葬遍布全縣且數量較多，這些文物和墓葬表明，自絲路開通以來，隴西的發展就開始和東西方向的中原、西域緊密接軌，呈現出一派經濟欣欣向榮、人員往來頻繁的景象。
這些文物和發現地點，顯示了漢帝國文化的統一性，此種共性應該早就開始了。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發達，商業繁榮，交通便利，在全國范圍內文化逐漸趨向統一，不同地區、不同國別的文化彼此之間有著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而西北邊地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先后被納入中原農耕民族的人文大環境之中，秦至西漢早期，西北邊地處于鞏固和初步開發階段，職能也多軍備、屯戍為主。兩漢時期，從漢初“無為而治”的治理理念變為“大一統”的集權思想，伴隨著擴張型國策，中原民族的大規模遷入，政府對西北邊郡的多方開拓經營鞏固，在當地大力發展農業，也推動了當地貿易的發展，隨著貿易的頻繁和擴展，絲綢之路的開拓，往來西域的客商把隴西作為食宿驛站，隴西成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中轉站組成和文化薈萃之地，它不同于中原內地，也不同于西域各地，在文化上融合了游牧族群文化和中原農耕民族二者的特征，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立而特殊的生產方式與人文環境。這種情況相比以前和中原腹地的聯系，在漢代時是一個上升擴大的態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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