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紀末21世紀初，館藏建設由紙質資源向電子資源轉換，傳統采購擴展為紙電采訪并行。由于對流通率的積極影響，需求驅動采購(DDA)和用戶驅動采購(PDA)在采購市場上逐步占據一席之地。面對持續增長的預算壓力，市場雙方針對采購模式開始了新的探索與實踐，從按需采購到循證采購，經歷了一個迅速轉變。循證采購是一種新興的數字資源采購模式，既實現了用戶需求及館員素養之間的平衡，同時也實現了圖書館與出版商之間利益的平衡。通過國際循證采購案例實踐分析可以發現，循證采購模式的全生命周期包括需求調研、方案商談、資源揭示與推廣、參考用量的多維評估及決策、用戶需求的積極引導等方面。除此以外，圖書館還應重視采訪館員預算編制的專業培訓、談判技巧的適用、基于需求滿足的技術創新，以及標準化建設的推進作用。
關鍵詞 資源建設 數字資源 循證采購 聯盟采購 單館采購
《大學圖書情報學刊》(雙月刊)創刊于1983年，是安徽省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主辦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等方面的綜合性學術刊物。
1 引言
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能夠更迅速、便捷地獲取到數字資源，不再局限于從圖書館獲取紙質館藏，使得圖書館消亡論散播開來。而伴隨著全球對投資收益日益增長的關注，學術圖書館迫切需要證明其自身價值。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ACRL)在此領域始終保持著高度關注。早在2009年，ACRL就聯合田納西大學和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厄巴納分校主導了一項關于學術圖書館投資的價值、結果和回報的專題研究[1]。此后，《學術圖書館十大發展趨勢(2010)》指出，“大學圖書館館藏增長是由用戶需求驅動的，用戶驅動將成為一種常規的采購模式”，“圖書館將持續面臨預算帶來的挑戰”，“對于計量評估的需求將會增加”[2]。《學術圖書館十大發展趨勢(2016)》則明確提出“館藏評估”已成為一種趨勢，館藏的“合理化”應加入和整合更多靈活和持續的評估[3]。圖書館需要重新思考館藏評估職能，以優化預算管理，并確保館藏能夠快速響應且滿足機構教學與科研的需求。
筆者簡要回顧了數字資源商業模式順應市場需求的發展變遷，重點介紹新形勢下循證采購模式對學術傳播供應鏈的影響，分析國外已有的實踐案例，總結其特點及經驗，以期為圖書館資源建設工作提供參考與引導。
2 采購模式發展歷程
20世紀末21世紀初，館藏建設由紙質資源向電子資源轉換，傳統采購崗位職責擴展為紙電采訪并行。此后，以大宗交易(Big Deal)為主的電子資源采購模式開始逐步占領市場。大宗交易最早是一種在線期刊的集采方案。出版商將所有資源捆綁為一個不可拆分的整體，合同期限通常維持數年，并在其初始定價的基礎上伴隨一個年度漲幅[4]。由于初始價格優惠，資源打包形式簡單明了，采購周期持續，大宗交易大大降低了雙方的交易成本，迅速占領了市場。此后經濟的不景氣導致圖書館面臨嚴峻的預算制約，一方面既希望保有大宗交易的覆蓋廣度和價值深度，一方面又希望尋求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開始表現出對非傳統采購模式如按次付費(Pay Per View，PPV)、用戶驅動的采購(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PDA)/需求驅動的采購(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DDA)的強烈興趣。
由于對流通率的積極影響，DDA和PDA在采購市場上逐步占據一席之地，相關研究不斷擴大和深入。比如，愛荷華大學圖書館的案例指出PDA模式應預先設置啟動支付的合理標準[5];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基于Kindle的PDA項目發現，本科生用戶對該種模式更感興趣[6]。同期也出現了系統研究PDA的專著。比如，《實施和管理用戶驅動采購指南》一書介紹了實施PDA的完整流程，包括預算及周期、認證及授權、觸發參數等，并展望了用戶全面驅動館藏發展的新時代[7];《顧客驅動的圖書館》則分析了數字時代館藏和服務面對的技術環境、挑戰、顧客偏好等[8]。當然，業界也存在不同的聲音。英格蘭和安德森認為，盡管PDA提供了利用率，但不一定能節約成本[9];利物浦大學通過建模評估發現，大宗交易比PDA/DDA更具成本效益[10];沃爾特則批判地指出PDA會對館藏長期質量帶來風險，圖書館員應主導資源選擇，平衡用戶需求[11]。
面對持續增長的預算壓力，不僅圖書館需要證明其采購價值，出版商們也需要思考其利潤率與成本回收周期。市場雙方針對采購模式開始了新的探索與實踐，從按需采購到循證采購(Evidence Based Acquisition，EBA)，也稱為循證選擇( Evidence Based Selection，EBS)，經歷了一個迅速的轉變。關于EBA和PDA/DDA的關聯，業界和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國信息標準化組織(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NISO)將循證采購界定為DDA的一種，又稱為用量驅動采購(UDA)[12] 。而ACRL則認為EBA與DDA是兩種不同的采購模式，但EBA是PDA 的一種具體形式[13]。筆者更偏向于將EBA作為一種新的市場運作模式。盡管EBA允許用戶在約定期限內使用協議范圍內的數字資源，但每次使用并不會觸發實際采購，協議期滿，圖書館將結合用量，適用符合實際需求的標準，選購與協議金額等值的資源享有永久使用權。
國際EBA已有不少成功的市場運作實踐，而國內對循證采購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現有文獻多為理論探討及國外應用介紹，研究深度有所欠缺。比如，黨洪莉梳理國外循證采購的起源與發展，以期開拓國內大學數字資源建設新局面[14]。卜玉敏和曲建升回顧了圖情領域近五年的循證科學研究歷程，核心主題集中在“圖情機構服務及圖書館員的專業發展”和“證據來源及獲取方法、技術”[15]。王春生介紹了國外數字資源循證采購模式的相關案例，并討論了運作流程及關鍵性因素[16]。鄧石等指出，循證采購為希望嘗試DDA 項目但又缺乏財力和技術支持的出版商/經銷商提供了一個可替代模式[17]。侯景麗則重點分享了國外圖書館聯盟數字資源循證采購的實踐經驗[18]。相對國際進展而言，國內研究較為薄弱，研究點較為分散，且尚無實踐應用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