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發達國家已基本完成人口城市化倒“S”型階段演進。發達國家人口城市化以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為保障，并保持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同步，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發達國家人口城市化呈階段性演進，經歷了集中型城市化、郊區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階段。發達國家的人口城市化經驗，對當前我國的人口城市化進程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發達國家;人口城市化;市場經濟

　　《人口與計劃生育》是一本計劃生育工作理論刊物，其融政策指導與理論研究為一體，研究分析當前計劃生育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發表闡述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的學術性文章。

　　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約為7.32億，城市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30%;2007年，城市人口在人類歷史上首次超過農村人口;2014年，全球范圍內約有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圖1)。根據預測，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將占總人口的66%，而農村人口下降到總人口的1/3[1]。從全球范圍看，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尤其是二者在人口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及特征上存在顯著差異。

　　一、發達國家的人口城市化進程

　　發達國家的人口城市化始于18世紀中期的英國產業革命。到20世紀80年代，許多發達國家的人口城市化率超過85%，基本完成人口城市化倒“S”型階段曲線進程。依據瑟諾姆的城市化倒“S”型階段曲線，可將發達國家人口城市化進程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人口城市化緩慢發展階段。城市發展的歷史早于城市化的歷史，早期城市的出現是基于其防衛功能，之后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集中催生了城市的繁榮。在產業革命以前，世界城市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長都極其緩慢。此時，城市體系尚未形成，城市規模不大，城市經濟效益不佳，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較弱，人口城市化率極低。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僅為3%。

　　第二階段，人口城市化起步階段。人口城市化起步階段指從產業革命到人口城市化率達30%的發展階段。一般說來，人口城市化是近代工業化的產物，工業革命是近代人口城市化的加速器。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帶動城市人口的聚集，促進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基礎設施和功能不斷完善，為工業化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同時，城市人口的聚集還為工業化生產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商品市場，推動工業化的大發展。18世紀后半期，工業革命在英國興起，蒸汽機的發明和運用使社會生產力出現劃時代的飛躍，帶動了交通運輸業的巨大變革，手工勞動被機器大生產所代替。城市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村人口被大規模地吸引到城市，促進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的規模和地域范圍日趨擴大。其間，城市作為經濟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得以鞏固和強化，新興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發展十分迅速，城市人口增長快速。

　　英國是世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也是世界人口城市化最早出現的地區。由于工業革命的來臨，以英國為代表的大多數資本主義工業國家進入工業化時代。現代工業的初步確立，帶動了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就業崗位逐漸增多，增強了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同時，科技的進步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促使農村勞動力從農業中釋放出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多，促使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農業流入工業，推動人口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另一方面，工業革命成為近代城市的孵化器。工業化引起人口遷移，推動新興的城市不斷興起和擴張，并促成世界近代的城市革命。

　　第三階段，人口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人口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指人口城市化率占30%～70%的發展階段。倫敦人口1750年僅為75萬，到1875年達到426萬，使倫敦一躍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2]。1520年，英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6%。到19世紀中葉，英國基本完成工業革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50.2%，超過了農村人口，率先跨入人口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3]。隨后，工業革命從英國逐步擴展到歐洲以及北美國家，推動這些國家經濟的迅猛發展。同時，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使得各國進入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階段，總人口和城市人口快速增長。最終，歐洲國家的總人口從1850年的4 000多萬，上升到1950年的4.49億，人口增幅近1000%。總人口的高速增長帶來了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

　　1851年，整個歐洲的人口城市化率為18.9%，到1950年則達到44%[4]。1910年，作為人口城市化先發國家的英國，其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79%，成為高度人口城市化的國家[5]。隨著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生產專門化程度越來越高，企業間協作更加緊密。為了更大程度地降低成本、獲取利潤，同類或相關工業集中在一起，導致企業和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展，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同時，城市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為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和資源的運輸提供了便利，加強了城市之間的聯系，使城市匯聚為超大城市群、城市帶。

　　第四階段，人口城市化成熟階段。一般認為，人口城市化率在70%以上表明一個城市達到人口城市化的成熟階段，城市人口增長進入飽和狀態甚至出現停滯或減少。隨著發達國家人口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人口的數量越來越多，市區人口密度越來越大，引發了城市交通擁堵、地價房價高昂、物價過高、生態環境惡化、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城市病”。同時，帶來居民生活成本增加、生活質量下降，最終出現城市人口往城郊、農村等地區遷移的現象，即學界所稱的“逆城市化”或“反城市化”[6]。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逆城市化”與20世紀40—50年代出現的“郊區化”不同，前者指人口和產業從大城市向較小的城市和城鎮，乃至農村遷移，可以引發大城市的空心化[7]。一般而言，處于人口城市化成熟階段的城市易出現這一現象。以西歐、美國、日本等人口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國家為代表，它們分別在20世紀70—80年代出現了“逆城市化”高潮。

　　從發達國家的人口城市化歷程看，“逆城市化”是高速城市化后的一個城市“自我修復”和“城鄉統籌發展”的過程。隨著高收入人群(社會精英人群)將其高品質的生活方式帶到農村地區，各種具有發展潛力的社會產業開始出現，更多資金、人員、勞動力也逐漸被吸引進來。同時，一些城市中的生活習慣和消費理念、價值觀等文化方面的要素，也會一同進入這些地區，進一步推動其交通、居住環境、醫療衛生條件、教育資源等方面的發展，使農村具備更多的城市特征。對城市而言，隨著原有優秀資源的外流，城市效益逐漸下降，也為其他留在城市的人留出更多的發展空間。城市發展機會的增加以及農村新就業機會的出現，使人們有更多的選擇機會。同時，農村地區發展的人員增多，以及農村經濟發展、就業機會的增多，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口急劇城市化帶來的各類“城市病”，也為城市提供了一次“自我修復”和“自我平衡”的機會。通過“逆城市化”修復人口城市化過快導致的社會、環境問題，平衡原先過于集中在城市的社會要素和資源，對城市和農村的健康發展必不可少。所以，“逆城市化”實質上是社會經濟要素由高度集中于城市變為均質回歸分布的過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