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時代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的背景下，辨析中國傳統誠信觀、西方誠信觀以及馬克思主義誠信觀的各自特征;探究誠信思想的理論基礎與深刻內涵;認清新時代我國誠信社會建設取得的實踐進展。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思想;理論基礎;實踐進展
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價值準則，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的建設過程就是全體社會成員誠信觀念和誠信行為的形成過程。習近平同志指出：“人與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國與國相處講究誠信為本。”[1]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致力于構建誠信社會的頂層制度設計，強調要通過法律規范，建立價值規范，加強誠信立法，夯實誠信體系法治根基，這對誠信觀念與誠信文化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在今日中國誠信體系建設工作全面展開的背景下，辨析中國傳統誠信觀、西方誠信觀以及馬克思主義誠信觀的各自特征;探究誠信思想的理論基礎與深刻內涵;認清目前我國誠信社會建設的進展并總結實踐經驗，無論是從國人內在的精神訴求還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在踐行來說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的基本內涵及其演變
中國的傳統文化蘊含了豐富的誠信思想，傳統儒家思想主張“言必信，行必果”，諸如“徙木立信”“抱柱之信”等弘揚傳統誠信精神的典故流傳甚廣，還有“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等成語用以稱贊誠信精神，中國有文字記載的誠信思想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
從詞源上來說，最初“誠”與“信”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字。康熙詞典中對“誠”的解釋為：“《說文》信也。《廣雅》敬也。《增韻》純也，無偽也，真實也。”綜合起來，“誠”具有四個層面的含義：一是約定談和;二是說話符合實際，言語真實;三是恭敬審慎的態度;四是與“偽”相對，真實的意思。從字面意思來看，“誠”即誠實，指主體內在真誠的道德品質;“信”即信用，是主體內誠品質的外化，意指主體履行諾言而取得的信任。“誠”與“信”組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涵括內外的詞匯，其基本含義是指誠實無欺，講求信用。誠信不僅是一種道德倫理規范，還是一種外在制度規范，是規范個人誠信道德修養和重信踐諾行為的統一。從思想內涵來看，“誠”字最早記載于《尚書·太甲下》：“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意指鬼神不系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這里“誠”主要指篤信鬼神的虔誠。
作為實詞使用的“誠”，首見于《左傳》“明允篤誠”，取切實忠誠之意。作為德性概念的“誠”，出現在《周易》中：“閑邪存其誠”及“修辭立其誠”。這里的“誠”已經擺脫純粹的宗教色彩，與邪相對立，是真實無妄的意思。首次作為倫理范疇使用“誠”的是孟子和荀子。《孟子·離婁上》：“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將“誠”視為天道對人道的必然要求，荀子則是將“至誠”與“養心莫善于誠”并舉，認為“誠”不僅是一種道德規范還是一種個人修養之道。總起來說，“誠”的觀念起初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起源于人們對神靈的祭祀和敬畏，折射出原始時代人們對于個體生命和自身安全感的訴求。在后來的日常生活中，“誠”從作為天道對人道要求的誠，逐漸落實到人道上來，所指涉的對象多是個體的內在，要求個體自我誠實的內心態度和德性修為，具有內在指向性。
“信”的文字記錄早于“誠”字，最早見于戰國時期中山王鼎上鑄有的“余知其忠信也”字樣。“信”從人從言，表示人遵守自己說的話，對自己的承諾負責，要言而有復，諾而有行。作為對神靈的“信”，原指祭祀時對上天和神靈所說的誠實無欺之語，體現人們對神靈的虔誠態度。盟是信的同義字，《禮記·曲禮》中“約信曰誓，蒞牲曰盟”;《春秋·正義》中：“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
此時的盟誓仍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將“信”的約束力訴諸于神靈。作為人的“信”，體現于《左傳·桓公十二年》“茍信不繼，盟無益也”，《左傳·襄公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盟誓是當時貴族階層之間的宣誓締約和互相承諾，在《左傳》中關于這樣大型的盟誓記錄接近二百次，足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于守“信”的看重。總體來說，“信”的概念起源于人們對上天和神明的虔誠心理，后演變為處理人際關系的行為準則。“信”，所指涉的對象多是自身外在的言行，要求對別人真實不欺，具有外在指向性。與“誠”相比，“誠”是指主體內心的道德準則，“信”則是指主體之間的道德準則;“誠”是內在誠實的德性修為，“信”是外在言行一致的確認和表達，內在修為是外在言行的基礎，外在言行是內在修為的確認和結果。
“誠”與“信”二字結合起來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出現于戰國中期，最早見于《逸周書·官人解》：“成年不嘗，信誠匡助，以輔殖財。”這里，信誠就是真誠、誠信的意思。《說文解字》將二者互訓，“誠，信也;信，誠也”。概括起來，誠信基本內涵是誠實守信的品行，既包括內在的德行修養，也包括外在的忠實守信，主要內容有三：一是不自欺，對自己誠實;二是不欺人，對他人真誠;三是信守承諾，說到做到。
不同于原始時代帶有宗教色彩的樸素誠信觀，先秦諸子時期的誠信觀經過概括與提煉，已經成為一種為人的道德規范，帶有先秦時代特色的道德底蘊和社會價值，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儒家誠信觀、法家誠信觀和道家誠信觀。儒家誠信觀中誠信不再局限于對鬼神的虔誠，已經擺脫了宗教束縛，從天道歸于人道倫理層面。孔子認為誠信是個人安身立命的道德之本，把“信”納入“四教”(文、行、忠、信)、五德(恭、寬、信、敏、惠)和五常(仁、義、禮、智、信)之中，君子需誠實不欺和守信踐諾方為誠信。孟子把“信”納入到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中，提出了新的誠信標準：“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并從政治統治角度論述“取信于民”的重要性，而荀子則是從社會效用角度論述誠信對一個集體的重要性，誠實守信可以產生穩定祥和的社會良性效果，而虛夸妄誕則會使人才流失、國運衰微，辨別一個人誠信與否需要一定的智慧，只有誠信內化于心的君子才能做到這一點，誠信內化于心的君子品格是禮的目標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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