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村公益事業主要包括農田水利、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四個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1949—1977年計劃經濟時期的初步探索階段，1978—1999年市場化改革時期的砥礪前行階段，2000—2012年統籌城鄉發展時期的協調推進階段，2013年至今城鄉融合發展時期黨領導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全面振興階段。
重溫和學習這一段歷史，就必須客觀認識集體化時代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經驗得失，著力探索市場化時代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機制模式，主動掌握民主化時代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方法藝術，切實創新規模化時代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實現方式，不斷豐富組織化時代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載體形態。
推薦閱讀：《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創辦于1980年，雙月刊，曾用刊名：(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叢刊);國際共運史研究)由中央編譯局主辦。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農村公益事業;歷史進程;基本經驗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新時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農村公益事業發展更是我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中國70年農村公益事業發展史，就是一部黨和人民不懈探索、曲折前行、波瀾壯闊、成績輝煌的壯麗畫卷。重溫和學習這一歷史，對我們搞好新時期農村綜合改革，贏得“三農”工作主動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計劃經濟時期黨領導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初步探索階段
這一時期，黨和政府運用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動員能力，以資本代替勞動，用雙手改造自然，領導農村公益事業起步奠基發展，其重大舉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大規模興修農田水利，推廣深耕與積肥運動。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對農田水利事業十分重視，掀起了數次大規模建設的熱潮。1950年7至9月，毛澤東就治理淮河問題連續作出4次批示，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水患[1]307-308。1952年12月，周恩來簽發了關于發動群眾繼續開展防旱抗旱運動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力圖緩解旱災對我國農業生產的威脅[2]394-397。
1955年10月，中央在批轉水利部黨組關于華北五省區農田水利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中，要求“一五計劃”結束時全國農田水利任務由7200萬畝增加到1億畝，農業合作社要擔當興修水利的主體[3]265。1958年“大躍進”期間，中央鼓勵人民公社在農田基本建設中，實行打破社界、鄉界、縣界大協作，做到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以期動員更多的人力和物力[4]384。
肥料是農業的關鍵，由于當時化學肥料供應不足，中央采取變通辦法，鼓勵農村開展大規模的深耕與積肥運動。1957年10月，毛澤東關注到山東省莒南縣厲家寨鄉深翻土地獲得增產的經驗，鼓勵各省同志深翻土地、保水保肥、實現增產。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期間，中央發布了關于肥料問題的指示，提倡土法制造化肥，積極漚制農家肥，實行養豬積肥等[4]401-402。直到1960年10月成立中央化肥小組，陳云負責具體領導，我國加快氮肥工業發展支援農業的倡議才逐漸提上日程。
2.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鼓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由于經濟落后，教育資源不足，文盲率高，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采取兩條腿走路的原則，大力發展工農速成教育、業余文化教育、民辦農業中學、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等，迅速提高了廣大群眾的算術、識字和文化水平。隨著受教育者數量的增多，學生的升學矛盾日漸凸顯。
1954年5月，中央轉發了教育部黨組關于解決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學習和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指出除一部分升學深造外，絕大多數都應從事生產勞動[5]216。 1957年3月，劉少奇參加湖南長沙中學學生代表座談會，作了關于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談話，鼓勵學生參加體力勞動，回鄉就業[6]163-178。1958年5月中央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進一步闡述了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思想，提倡勤工儉學和半工半讀[4]293-295。
60年代初，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期，中央更加重視通過城市人口下鄉來解決糧食危機和就業危機。1961年5月，陳云發表了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講話[7]318-327。1964年1月，中央下發了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文件[8]36。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引述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號召廣大知識青年響應主席指示，“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自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逐漸達到高潮。
3.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培養鄉村“赤腳醫生”。1952年春，美國在侵朝戰爭中發動了細菌戰，為了保家衛國，黨和國家推動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深入開展，形成了著名的“愛國衛生運動”。在當時，愛國衛生運動的主要任務是消滅鼠疫、霍亂、傷寒等傳染病的病媒害蟲，人民群眾在運動中提出“八凈”“五滅”“一捕”和“打死一個蒼蠅就是消滅一個美國鬼子”的口號。
1956年1月通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又提出了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等“除四害”的重要任務[9]47。1957年4月，國務院還發布了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血防領導小組和各級防治委員會[6]186。
1958年6月，江西余江縣宣布在全國率先消滅血吸蟲病，毛澤東欣然作出著名詩篇《七律二首·送瘟神》。60年代，愛國衛生運動演變為“兩管五改”，即管理飲水、糞便，改良水井、廁所、畜圈、爐灶和環境。針對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醫務人員談話時，嚴厲批評衛生部，說其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好了，醫學教育年限過長，農村常見病、多發病預防和治療不夠。“六二六”指示在整個衛生界引起了強烈震動。
同年9月，衛生部黨委向毛澤東和中央上報了關于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10] 464-472。為了培養一大批農村養得起的醫生給農民看病，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出現了“赤腳醫生”的原型，他們既要勞動又要行醫，大隊給他們一定的工分補貼，貧下中農養得起。1968年9月，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相關文章上批示道：“赤腳醫生”就是好!
4.構建五保供養制度，在公社內部試行生活供給。1954年9月通過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5]466。依據憲法精神，1955年秋，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按語中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責任幫助鰥寡孤獨缺乏勞動力的社員和雖然有勞動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難的社員，解決他們的困難[3]206。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56年1月，中央發布了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定對于鰥寡孤獨的社員在生活上應給予適當的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的生死養葬都有指靠[9]40。這便是農村五保供養制度的原型，所需款物從合作社公益金中扣除。
除此之外，1958年12月黨的八屆六次會議以后，我國還進行了人民公社體制下生活供給制的一些嘗試，創辦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衛生院等集體福利事業，實行吃飯不要錢、按需分配[4] 521。由于沒有解決“搭便車”和“大鍋飯”問題，該運動最后歸于失敗，但它為后來市場化改革時期公益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和教訓。
二、市場化改革時期黨領導農村公益事業發展的砥礪前行階段
在該時期，黨和政府審時度勢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在各個行業試行放權搞活措施，由此帶動農村公益事業發展格局砥礪前行、多元迸發，其重大舉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確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走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業機械化之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針對實行包干到戶后人們思想認識上的混亂，1982年1月中央發布了第一個“一號文件”，指出包干到戶不是責任制的唯一形式，包干到戶不能等同于“土地還家”、平分集體財產和分田單干，在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農機具和水利設施，安排烈軍屬、五保戶、困難戶的生活等方面，還要加強集體的統一領導和協調工作[11]364-365。
1990年6月，宋平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再次強調雙層經營的好處，主張因地制宜、多種形式、宜統則統、宜分則分[12] 550-551。1991年10月，國務院專門下發文件，提出構建多層次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充分發揮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鄉級農技站、供銷合作社等主體的服務能力[13]264-266。為了發揮農戶生產和投入的積極性，1983年1月中央發布了第二個“一號文件”，指出農民個人或聯戶購置農副產品加工機具、小型拖拉機和小型機動船從事生產和運輸，對發展農村商品生產活躍農村經濟是有利的，應當允許[14]222。
同年2月商務部發出通知，要求對過去有關對農民個人或聯戶購買汽車、拖拉機、柴油機從事運輸不供油的規定一律撤銷。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相關文件，對農民購置機動車船、租賃國營交通企業閑置車船等予以放行[15]94。自此，我國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得到迅猛發展，民營化、小型化、機動化的長處得到發揮。
2.80年代末實現“普小”，90年代末實現“普九”。70年代末“文革”結束后，農村義務教育出現了倒退和投入不足的局面，1979年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下降到93%，國家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支出在1980、1981年一度出現負增長。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中央于1980年12月發出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在80年代，全國應基本實現普及小學教育，有條件的地區還可以普及初中教育。“普小”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國家辦學為主體，同時充分調動社隊集體、廠礦企業、群眾自籌等各方面辦學的積極性[16]515。由于農村社隊集體財力不足，辦學條件較差，1980年前后還經常發生校舍倒塌引起的傷亡事故。
為此，1981年3月，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的請示報告，要求各地抓緊排查解決中小學危房問題，做到校校無危房，班班有教室，學生人人有課桌板凳，保證最起碼的辦學條件。在“普小”的基礎上，1985年5月，中央在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要有步驟地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的目標，管理和經費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征收教育費附加[15]190。
進入90年代，中央把“普九”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1993年2月，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提出了“兩基”目標，即到90年代末全國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17]55。李鵬、李嵐清等都對落實“兩基”目標給予高度重視，2000年底，這一目標如期順利實現。
3.調動各方面辦醫的積極性，啟動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后，原來的農村集體經濟迅速瓦解，以此為依托的赤腳醫生、合作醫療等制度也受到了巨大沖擊。有些赤腳醫生因為防病治病、計劃生育任務繁重，沒有時間搞家庭農副業，也得不到超產獎勵，有的棄醫務農，有的轉做民辦教師。針對這種情況，1981年2月，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關于合理解決赤腳醫生補助問題的報告，建議對合格的赤腳醫生發給“鄉村醫生”證書，并給予相當于當地民辦教師的待遇。此后，時任衛生部長錢信忠在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強調大隊衛生所要適應家庭承包制以后的新變化，形式多樣辦醫，可以看病收費，支持個體辦醫。
1985年4月，國務院在批轉衛生部的改革報告中，也主張簡政放權，多方集資，發展全民所有制、集體衛生機構，支持個體開業行醫，開闊衛生事業發展的路子。由于衛生和生育條件的改善，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里，我國人口凈增了4.3億，這一狀況日漸引起黨和國家的重視。1980年9月，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黨員、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6]464。1981年3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設立。1982年2月，中央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對獨生子女及其家庭予以獎勵和照顧[11]436。1983年10月，中央在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中，把做好計劃生育工作設定為鄉人民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