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力圖將一個民族村寨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具有一定關聯性的事件，從社會教育的視角進行分析與認識，通過一定的教育學解釋來展現這些村寨文化事件之間內在的聯系，目的在于通過將這些民族村寨中所實存的事件對村民產生實在影響力的過程進行統合認知與分析，將社會教育生活與其思維認識(信仰)、生存狀態、傳統文化影響及變遷路徑之間的聯系相對系統地展示出來，使讀者體味到少數民族村落生活中實際的“教育的影響”。

　　【關鍵詞】民族村寨;社會教育;教育導向

　　《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多年來，經過幾代編輯人員堅持不懈的努力，刊物的質量不斷提高，社會影響逐步擴大。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力圖以一個苗族村落中的一個典型文化事件為研究單位，通過民間文獻資料的收集和口述史、人種志等多種研究方法的運用，呈現少數民族村寨在新時代背景下，國民教育體系、社會教育內容、形式的建構和少數民族傳統村寨文化、信仰及特有地方性知識之間競爭與共生的生動場景。將歷史文化變遷置于鮮活的苗民鄉村社會教育生活過程之中，這樣，更容易使研究貼近現實與事實，也使研究的解釋能夠更多地服務好少數民族村寨文化建設。

　　二、社會教育與民族信仰的關系

　　在發生學的意義上考察，教育與民族的各種信仰有著原初的混沌一體性或者天然的復合性。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考察，少數民族所持有的各種信仰都是自身生存環境與生產類型相互作用的產物，信仰標示的是各民族思維觀念整體的發展狀態，這種發展狀態既是對自身整體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反映，也是對自身及其環境整體的理解所決定的。在這種狀態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既是促進自身信仰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也是妨害自身對世界進行進一步認知的主要障礙。生產力體系總體上是由各個具體的元素構成，這些具體的生產力元素囿于少數民族生產力體系整體的發展狀態，就使少數民族整體的思維和信仰呈現一種梯度化的狀態，從原始形態到人為信仰各層次都有存在，從而展現出信仰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從中可以看到，信仰與教育具有統一性的特點，在這些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信仰之中，隱喻包含著各少數民族對自然、社會、自身及其他民族的認識與解釋，這種認識與解釋始終包含在少數民族特有的信仰之中，成為自身民族文化中最為特殊與特色的部分。這些解釋與認知的得出，其首發點離不開民族群體中某個個體能動的創造，能動的個體通過自己的經驗、感知、歸納得到相應的認知，進行了創造。試想，如果這些個體首發性的“能動的創造”不能夠與其他個體相分享、解釋、傳播、傳遞，那么它將永遠停留在個體的“點”上，到不了“面”，形不成認識、共識，成為不了群體意識和共同記憶，更形成不了相應的地方性知識體系，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教育從一開始就和文化體系發生著最為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在現今某些民族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還能夠清楚地為現代研究者所識別。例如，在原始人早期原始宗教形式的巫術與圖騰崇拜中，我們就可以隱約看到原始的教育形式。

　　教育與信仰從其發端上的一體性，就使二者之間在漫長的文化發展史中經歷了一段相伴相隨的發展路徑。在隨著各民族整體生產方式及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動力推動下，伴隨生產力系統中各組成要素的相對社會化與獨立化，教育與信仰才逐漸分離，按照各自生產力元素發展的基本規律，開始自身作為文化獨立單元的軌跡進行演化發展。在這個演化發展的過程中，二者實際上并沒有完全獨立。信仰作用于人整體思維狀態的塑造總是要通過一定的認識、解釋即內容來形成，同時也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來完成這種認識、解釋的傳遞，所以，信仰與教育在服務于文化整體的發展來看，二者并沒有分離，只是二者按照自身所特有的發展方式與范圍而形成了自身的發展規律，這種規律在形式上似乎各自分離、分開發展，但在其最終服務的對象上來說，二者又是相互融合的。古人類學、古文化學、考古學以及社會學對某些土著民族的文化學考察，都為上述認識提供了一系列佐證。從人類思維發展的科學規律來看，原始信仰與原始教育都是人類思維認識與精神發展的結果，都是原始人類自身思維、精神外化所顯示出的結果。人類最初的教育總是和特定的信仰融合在一起，當信仰以一定的方式對自身進行規約、界定時，這種規約、界定——往往是以禁忌規范的方式采取否定性形式存在，表達的是人類最初的自我認識、自我形象、自我塑形、自我控制能力。這些規約和界定在形成之后又反過來進行理解與傳播，如果不能夠得到理解和傳播，那么信仰本身就不能得到確認，不能得到傳播，不能凝聚信徒等一系列使信仰得以流傳和推廣舉措，可以看到，這些都離不開教育的途徑及功能。教育逐漸因其參與的主導力量的徹底改變與信仰漸行漸遠，相反，信仰卻沒有能和教育一刀兩斷，從現今少數民族文化體系中存在的原始宗教的圖騰禁忌還是現代宗教所持有的特定教義教規、嚴密的組織形式、宗教祭祀儀軌等都離不開教育存在的影子。

　　三、對苗族這個單一民族內部文化多樣性現象的思索

　　根據苗族自身傳說、回憶及成文的苗族發展史來看，苗族始終處在一種動態的遷徙過程之中，從古東夷部落中的一支到現代的苗民族，其在國內的分布幾乎遍及中國南部。就云南苗族的具體情況來看，苗族相對于云南其他的民族來說，其遷入時間較短，這就使整個苗族所持有的生產力體系，因聚居地點的自然環境、氣候條件、相鄰民族、交通便利等因素發展出不同水平的生產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苗族根據自然、人文與自身條件，在遷徙到特定的區域之后，總是積極地融入到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之中，通過適應——改造——再適應——再改造這個從形式上來看極為簡單的生存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文化，這種獨特的文化既包含有自身文化特定的傳統，也借鑒著周圍其他民族可以借鑒的優點和長處。這里以云南富民小水井苗村為例，小水井苗村地處滇中山區，相對其他在此地已定居多年的民族來說，苗族能夠定居的地點總是生存相對較為困難的地方，在滇中群山的山頂區域作為自身的定居與落腳之地，在相對艱難的自然地理環境中重復著適應——改造的生產與文化建構模式。這也使我們看到苗族的生存與創造能力不是天生的，是自然環境、國家政治、經濟及自身文化所處的教化氛圍等因素所共同造就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