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戰爭的罪責不在科學和科學家。從戰爭的根源看，也不能把戰爭的罪責歸咎于科學和科學家。然而戰爭中科學發明的確占據了重要的角色，對戰爭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本篇政治論文分析戰爭中科學家的立場，認為科學家應該拒絕參加一切導致不良后果的研究，并組織科學家學會共同抵抗不良研究和利用。
推薦期刊：《抗日戰爭研究》創刊于1991年。該刊為季刊，每期20萬字，國內外公開發行，至今已經出版33期。作為全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唯一學術專刊，《抗日戰爭研究》力求反映抗日戰爭研究中的前沿成果。該刊發表的論文，內容涉及抗日戰爭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外交、社會、日本侵華罪行以及戰爭遺留問題等方面。論文作者，包括海峽兩岸知名專家、中青年學者、親歷抗日戰爭的老戰士，以及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學者。
【關鍵詞】戰爭;科學家;立場
一、戰爭與科學家的關系
戰爭的罪責是否是科學或科學家，對于這個問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一種觀點認為，自近代科學誕生以來，人們利用科學和技術知識制造了威力越來越強大、裝備愈來愈精良的殺人武器。對于戰爭災難性的罪惡后果，科學和創造科學知識的科學家，尤其是從事軍事研究的科學家難辭其咎。即使科學間接起作用，盡管科學家不見得有意為之，科學和科學家也犯有“原罪”。
霍爾丹用例子證明，因科學的技術應用而譴責科學或技術是愚蠢的;相信一種殺人工具是體面的而另一種是野蠻的，是糊涂的。普羅克特贊同霍爾丹的見解。
不管兩種觀點哪一個更有道理，但事實是，自從科學和技術的進展導致核武器產生之后，盡管局部戰爭并沒有消失，但是世界大戰卻再也沒有打起來，人們贏得了將近70年的“核和平”。這簡直是一個奇跡!要知道，第一世界大戰(1914—1918)和第二世界大戰(1939—1945)僅僅相隔21 年。而所謂核和平，是在多國具有足以摧毀對方或對對方具有致命打擊的核武庫境況下維持的和平。
密立根開門見山：“在我們近代科學的文明中，戰爭不再被采納達到國家的目的。讓人們進而不要做出錯誤的假定，即近代科學造成最近的戰爭。更恰當地講，那場戰爭是軍國主義為逃脫注定的滅亡的最后的大搏斗——讓我們希望如此，因為它處在近代科學促進的世界上。世界戰爭確實不是科學的罪孽。”
二、在戰爭中科學家的類型
(一)終極關懷型
這類科學家在從事科學活動過程中，能夠始終關懷人類命運，并始終認為科學與社會倫理密切相關，科學家應該明確地對科學的社會后果負一切的責任。因此，他們能夠通過自身力量阻止某些濫用科學的行為;有的科學家甚至宣稱，科學家應該拒絕參加一切導致不良后果的研究。
愛因斯坦更是一位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國際和平運動的科學家。早在1931年，他曾在一次演講中對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們說了一段后來不斷被引用的名言：“如果想使你們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1933年，希特勒上臺，當時愛因斯坦正在美國旅行，他公開表示不再回德國。面對希特勒和納粹的暴行，他改變了單純的和平主義立場，認為需要正義的戰爭對付非正義的戰爭。他與其他科學家一道促使美國開展原子彈研制計劃。在德國投降之后，愛因斯坦立即給羅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議應停止制造和使用這種武器。
(二)價值中立型
在這類科學家眼里，科學技術沒有價值偏好，屬于價值中性的。他們認為科技本身與倫理和價值約束無關，科技發展本質上與道德進步是統一的。倫理問題是緣于人們不恰當地使用了科技成果。科學家無法左右使用者的意志，也無法預測和確定科學的最終目的，科學家的責任只是不斷地給知識大廈添磚加瓦。這類科學家往往對科學以外的社會活動特別是政治活動漠不關心。其代表人物有薛定諤等。
薛定諤創立了量子力學理論，提出了著名的以其名字命名的方程。在納粹剛剛上臺開始刁難驅逐猶太科學家之時，薛定諤因不愿與納粹同流合污，主動辭去了柏林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的職位。1938年，他在拉格茲再度受到納粹的迫害，又不得不逃到愛爾蘭，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但是薛定諤并沒有積極以實際行動反對德國法西斯對科學的濫用行為。
(三)相對價值型
在這類科學家眼里，科學家對于他們的發明和發現的后果應負一定的社會責任，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又具有很大的相對色彩。他們一邊為科學的后果感到擔憂，又一邊又繼續從事與科學軍事應用有關的科學研究，以取得科研成就為價值取向，成了事實上的德國法西斯的幫兇。其代表人物有奧托·哈恩和馮·布勞恩等。
1937年，布勞恩主持由納粹控制的佩納明德研究所的火箭開發工作，研制成功了著名的V系列導彈(V-1、V-2導彈)，這些火箭和導彈馬上被用于二戰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二戰結束后，布勞恩作為戰俘來到美國，他所領導的火箭小組為美國陸軍工作，成功研制了一系列導彈和火箭，從“紅石”到 “丘比特”，等。二戰爆發后，提出重核裂變理論科學家之一的哈恩，在許多合作者都紛紛逃離德國情況下，仍堅持從事和實驗探索核裂變理論，同時他又堅持這種研究僅僅是為了科學。
(四)責任喪失型
這類科學家成了德國法西斯的追隨者與幫兇，不僅不阻止科學技術的罪惡使用，反而利用手中掌握的科學技術為虎作倀，將為戰爭服務視為科學的價值。其代表人物有約翰內斯·斯塔克、蓋奧爾格·里克海等。
量子力學創始人海森堡、著名物理學家布格雷博士和在分離同位素領域有極深造詣的哈塔克教授和格羅斯教授等人都參與了這個計劃的制定。斯塔克等人在納粹的扶植下，煽動種族主義，創立了“德意志物理學派”，污蔑和迫害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猶太科學家，以卑劣手段批判當時創建了的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生物學家施泰尼茨，主持德國黑林山細菌化學研究中心工作。他伙同納粹德國的著名化學家施米特教授，于1937年研制出毒性特強的軍用毒氣塔崩; 1938—1939年又研制出比塔崩的毒性強10倍的毒氣沙林。
三、科學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社會立場
“解鈴還需系鈴人”。在推動和平運動的偉大事業中，作為專門從事科學活動的科學家，特別是直接參與現代化武器裝備研制工作的“硬”科學家以及參與戰爭與和平問題重大決策的“軟”科學家，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二次大戰以來，科學家在和平運動中竭盡全力，并卓有成效。他們通過發表宣言和遞交請愿書的形式敦促各國政府實施軍備控制、以和平方式解決各種沖突。以羅素、愛因斯坦、玻恩、鮑林等為首的科學家經相互協商、討論于1955年簽署了歷史上著名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其副本曾分送美、蘇、中、英、法、加六國政府首腦，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影響。宣言開宗明義地寫到：“鑒于人類面臨的悲慘情勢，我們感到科學家應該召開會議來評價由于制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帶來的危險，并按照附錄草案的精神，討論出一個決議。”此外，美國著名科學家鮑林于1958年還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了由11000多名科學家簽名的請愿書。所有這一切標志著科學家們社會覺悟的升華，表明他們已認識到自身對人類未來首先是世界和平所擔負的社會的和道義的責任。
科學家們還通過自己的研究工作，將科學引發的戰爭破壞的后果公之于眾。美國科學家鮑林根據自己在科學研究中所掌握的知識和資料，撰寫了《告別戰爭》一書，在書中他以生動的語言、準確而翔實的數據資料對核武器與核戰爭的性質、放射性物質及放射性、輻射對人體的危害等嚴重后果作了充分的科學論證，為政治家和普通民眾對核武器和核戰爭的認識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此外，科學家還成立了協會和組織，并經常召開各種會議，就和平運動涉及的大量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科學應用造成的戰爭破壞打破了許多科學家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理想主義科學觀，它向人們表明：科學所反映的客觀規律的價值中立性是一回事，科學的應用及其社會后果是另外一回事。科學家們在推動和平運動中的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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