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認識現在民事惡意訴訟新法學管理制度有哪些呢，要如何來加強對法學新管理制度呢?本文是一篇法學論文。在我國以往的民事訴訟法及實體法的相關規定中，并沒有對惡意訴訟進行明確的規制，從而造成司法實踐中不能對進行其有效的遏制，導致惡意訴訟之現象愈演愈烈。針對這種情況，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已經作了一些修訂，比如第112條和第113條規定了對惡意訴訟的強制措施。此外，還增加了誠實信用原則，倡導誠信訴訟;增加了第三人撤銷之訴，賦予惡意訴訟的受害者一定的司法救濟權。這些規定對惡意訴訟者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但是要想真正有效地規制惡意訴訟，還需營造誠信訴訟的環境并進一步完善懲罰機制
摘要：法律是一把雙刃劍，在人們享用訴訟低門檻、低成本來解決糾紛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也衍生了一些濫用訴權進行惡意訴訟的不和諧音符。隨著民事訴訟案件的逐年增多，民事惡意訴訟現象頻現，這不僅嚴重侵害了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還擾亂了訴訟秩序，浪費稀缺的司法資源，而且對司法的權威性產生了極大地沖擊。為此，本文擬對當前民商事審判實踐中存在的惡意訴訟現象進行分析，探索惡意訴訟現象頻現之原因及防治對策，旨在拋磚引玉，以求對防范惡意訴訟有所裨益。
關鍵詞：惡意訴訟,訴訟法制度,法學論文
一、惡意訴訟的概念
我國目前尚未對惡意訴訟進行立法，雖然理論界有很多學者對惡意訴訟進行研究，但終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 惡意訴訟是指當事人濫用起訴權，為追求不法、不當利益或達到其他非法目的而提起民事訴訟的違法行為或現象。也有學者認為：明知道沒有合法的訴訟理由，意圖使他人受到財產上的損害，故意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這種侵權行為就是惡意訴訟。[①]筆者認為，這些概念把惡意訴訟局限為惡意起訴的情形，實際上在審判實踐中，除了惡意起訴，還存在當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在訴訟中濫用訴訟程序以及訴訟權利的現象。因此筆者認為惡意訴訟可從廣義上理解，包括訴前、訴中的不誠信的訴訟行為：①明知或應知沒有訴權的情況下提起訴訟;②享有訴權但在訴訟中惡意行使訴訟權利，故對惡意訴訟的概念定義如下：當事人為追求不正當利益或達到其他非法目的在明知或應知沒有訴權的情況下提起訴訟或享有訴權但在訴訟中惡意行使訴訟權利的行為。
法學論文：《中國法學》，《中國法學》雜志社是中國法學會直屬的負責編輯出版發行法學期刊的學術機構。中國法學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團體，是中國法學界、法律界的全國性群眾團體和學術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系廣大法學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力量。
二、民事審判實踐中惡意訴訟的表現形式
(一)濫用起訴權。主要指一方當事人或雙方當事人互相串通惡意利用起訴權，借助訴訟這一合法的形式掩蓋其謀取不正當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的真實目的。實踐中，雙方串通侵害案外第三人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也存在一些當事人為給競爭對手制造麻煩或者損壞對方聲譽、商譽而惡意起訴。如一起著名的法學專著著作權糾紛案：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的法律教師史鵬程(化名)，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交訴狀，狀告校長于申侵犯了他的著作權，請求法院確認《海關權利的法律思考》、《論海關權力》兩文的著作權屬于其本人，并要求被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其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16800元。經過法院數月的調查取證，最終查明是原告故意以被告的名義向外投稿，論文發表后又向被告倒打一耙，所為的著作權糾紛純粹是一起惡意訴訟。[②]
(二)濫用訴訟程序權利。在正常的訴訟過程中，一些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妨礙訴訟的正常進行，損害對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影響法院正常裁判。[③]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1、規避管轄。有些當事人在訴訟中將無關聯或關聯不大的對象一并列為被告，以此爭得對自己有利的法院管轄，來獲得訴訟便利或地方保護等。如某漂印整理有限公司與某紡織服裝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一案中，[④]紡織公司在一審起訴時，以漂印公司和胡某為被告提起承攬合同糾紛訴訟，在一審開庭時，紡織公司又撤回了對胡某的起訴，以獲得一審法院的管轄權。后在再審過程中，法院認為在當事人未選擇協議管轄的情況下，合同糾紛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一審法院對本案無管轄權。
2、濫提管轄權異議。在民商事審判中，濫提管轄權異議現象相當突出，已經成為當事人拖延訴訟的慣性行為。一些清楚有可能敗訴的被告，明知沒有理由提管轄權異議，仍在法定答辯期屆滿前無端提出管轄權異議，在法院裁定駁回后，又提起上訴，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導致案件遲遲無法進入正常審理程序。
3、惡意利用公告送達。在離婚案件或者借貸案件中，原告刻意隱瞞被告的確切地址或利用被告長期外出時起訴等方式，使法院對下落不明的被告需要采用公告送達方式送達文書，公告期滿后則視為送達，法院據此依法缺席判決，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這樣從客觀上剝奪了被告的抗辯權，減少敗訴的風險。
4、偽造證據。偽造證據是指故意制造虛假的證據材料的行為，實踐中一般致相對方難以舉證證明其提供的證據系偽造，從而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如20xx年7月已經在自己別墅里居住了10年的張女士突然收到某法院的傳票，原告陸先生向法院提起訴訟稱自己才是別墅的真正主人，而張女士只是臨時租住。原來，張女士于10年前從陸先生手中買下一塊宅基地，并自己出資建造了該別墅，無產權證并居住至今。陸先生向法庭提供了一份他出資12.8萬元建造別墅的收條，收條上還附有張女士的親筆簽名。張女士承認簽名是真實的，但她從未收到過這筆錢。最后，還是細心地法官發現了事情的真相：原來收條是經過精心拼接粘合而成的，是陸先生利用張女士以前提供的其他簽名材料偽造而成的。[⑤]
(三)規避執行。實踐中，被執行人自覺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確定的義務較少，想方設法轉移財產、隱匿財產規避執行的現象越來越多。一些被執行人為逃避執行，與他人惡意串通，通過訴訟、仲裁或者調解等方式逃避履行生效裁判確定的義務。比如夫妻雙方通過訴訟假離婚以逃避債務，即被執行人一方到法院起訴離婚，通過法庭調解雙方達成一致協議將夫妻共同財產轉移給配偶，達到以合法形式轉移財產、規避執行的目的。
三、民事惡意訴訟產生的原因
(一)誠信觀念的缺失。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給我們帶來社會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使得人們開始注重對物質的追求和享受。在利益的驅使下，公民的道德誠信危機日益凸顯。于是在法律制度出現漏洞的情況下，一些別有用心的當事人出于不法利益的驅使，濫用貌似合法的訴權展開惡意訴訟以達到其非法目的。還有個別代理律師為賺取代理費等目的，已完全背棄自己的職業道德，鉆法律的空子，指導被代理人或與被代理人共同做出惡意訴訟的行為。由此可見，誠信觀念缺失是惡意訴訟產生的思想根源。
(二)法律的滯后性以及立法的不完善。法律具有滯后性，而社會是不斷發展進步的，新事物的出現必然導致法律的滯后。惡意訴訟的現象就是當今社會發展的特殊產物，我國現行立法尚未對惡意訴訟進行規定及約束，能夠規制惡意訴訟的法律法規也只是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如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定：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些原則性的條文在司法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不強，在裁判時窮盡法律規則，方得適用法律原則，所以在審判實踐中一般不適用原則進行裁判。
(三)民事訴訟自身的特性。基于民事糾紛的私法性質，民事訴訟法設置了一系列特有的原則和制度，這些原則和制度在尊重和保障當事人權益的同時，也容易因缺少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而被濫用，產生惡意訴訟問題。自認制度即是其一。實踐中，一方當事人對對方當事人提出的事實和主張予以認可的，法院一般不予審查自認的事實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而直接加以認定，這是出于對當事人處分私權利行為的尊重，但也為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提供了可能。[⑥]二是調解制度的弊端。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之間達成的調解協議與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法院在調解時卻不像判決那樣要求對案件事實以及證據作出清晰地認定。在審判實踐中，法官有時為了片面追求調解率，對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不審查案件事實及相關證據，使得某些案件在事實不清、責任不明的情況下制作調解書予以確認。這就讓一些懷揣不法目的的人有機可乘，通過提起惡意訴訟并以調解的方式來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
四、民事惡意訴訟的防治
(一) 營造誠信訴訟理念
要想從根源上防止惡意訴訟現象的發生，最根本有效的辦法莫過于在訴訟中營造誠信理念，構建訴訟誠信機制。第一，加大宣傳力度。法院可以在立案大廳、訴訟服務中心等窗口位置設立誠信訴訟標語或警示牌，告知惡意訴訟行為的法律后果，并對確認為惡意訴訟案件及其處理結果進行通報和披露。第二，法官作為訴訟活動中的主體，應積極引導當事人誠信訴訟。訴訟前，耐心開導當事人不打無原則的官司，不打損人利己或損人不利己的官司，曉以惡意訴訟行為的法律后果，做好訴前調解工作;訴訟中，引導當事人自覺服從司法審判紀律，客觀地看待實體權利，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履行訴訟義務;訴訟結束后，向敗訴方細致分析敗訴緣由，引導當事人擺正訴訟心態，息訴止訟。從而逐漸形成誠信訴訟的氛圍，使誠信訴訟理念深入人心。第三，法律服務機構(勞動仲裁、律師及法律服務所、公證、拍賣、鑒定、翻譯等)執業人員要提高自律意識、職業操守意識以及對法律信仰意識，合理維權，不為當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不為當事人出謀劃策代為進行惡意訴訟等。
(二) 在民事實體法中對惡意訴訟進行立法
從形式上看，惡意訴訟符合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一旦侵權行為實施完成，損害的不僅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還損害了國家的公信力和司法的權威。目前，我國法學界多數學者都認為要在民法典中對惡意訴訟進行立法，梁慧星教授在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中也將惡意起訴、告發列入侵權行為并規定了相應的侵權損害賠償制度[⑦]。筆者認為，在民事實體法中對惡意訴訟進行規定并確立惡意訴訟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從實體法和程序法兩方面共同規制惡意訴訟，是防治惡意訴訟的有效辦法。至于具體條文的規定，梁慧星教授在草案中將侵權行為進行分類列舉為十七類，惡意訴訟即是其中之一。楊立新教授也認為，在規定侵權行為一般條款之后，對一般侵權行為按所侵害權利的種類和侵權行為的不同進行分類列舉，將惡意訴訟作為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加以規定。
(三) 提高惡意訴訟的違法成本
大部分惡意訴訟者的目的是想通過訴訟的方式來獲取非法利益，如果通過立法來提高惡意訴訟的違法成本，使得違法成本超過預期利益，則惡意訴訟者經權衡之后可能會放棄這種手段，這也是防治惡意訴訟的有效方法之一。一方面，建立惡意訴訟賠償制度，讓惡意訴訟者對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所有損失進行賠償，包括訴訟費、律師費、交通費、鑒定費等直接經濟損失，還應包括名譽受損的精神損失費以及商譽受損導致的商業利益下降等間接損失，另外還可以責令惡意訴訟者在媒體上公開向受害者賠禮道歉等。另一方面，在刑法中增設惡意訴訟相關罪名。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第112條規定：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并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規定中的懲罰措施較寬泛，不利于司法實踐中具體操作，另外根據我國罪刑法定的原則，若沒有在刑法中規定惡意訴訟相關罪名，會造成司法實踐中無法可依，不能有效地制裁惡意訴訟者的犯罪活動。筆者建議，可以在刑法中增設“惡意訴訟罪”，對由于民事惡意訴訟造成嚴重后果以上的，依情節輕重限制其人身自由并處罰金等。
五、結語
我們在加快經濟建設和法治進程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當今社會誠信缺失和道德滑坡的現象就是經濟發展的副產品，從而導致惡意訴訟頻現，在本文中筆者對防治惡意訴訟提出了一些粗淺的看法，不夠深入、全面，要想徹底根治這種現象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