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言論自由是受法律保護的，但是什么樣的言論是正確的呢?在網絡用語中那些言論是受到保護的，哪些是對他人的誹謗呢等等，如何正確的利用憲法來保護自身權益呢?《法律適用》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正式批準公開發行的優秀期刊。自創刊以來，以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為主題，堅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讀"的理念。法律適用內容詳實、觀點新穎、文章可讀性強、信息量大，眾多的欄目設置，法律適用公認譽為具有業內影響力的雜志之一。法律適用并獲中國優秀期刊獎，現中國期刊網數據庫全文收錄期刊。
摘要：在民法中建立對言論自由權利遭到侵害的民事救濟渠道以及與其他民事權利的沖突規則。以此保證在言論自由權利被侵害或者被濫用的情形下，相關權利人的權利得到有效的保障。另外，當言論自由權利與其他權利發生沖突時，建立明確的沖突規則也有利于法院在適用條文上進行取舍，便于法官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決。
關鍵詞：言論自由,法制建設,憲法
Abstract: in the civil law based on free speech rights breaches of civil relief channels and other civil rights conflict rules. To ensure the freedom of speech rights are violated or abusive circumstances, related obligee's right to get effective guarantee. In addition, when the free speech rights and other rights in conflict, establishing clear rules of conflict also conducive to the court on the basis of choice, facilitating the judge make a lawful and reasonable decision.
Key words: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legal system, the constitution
完善對網絡言論自由的立法保護和規范限制。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網絡越來越成為大眾發表看法、互相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而我國也出臺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和相關條文，但是對于網絡言論的相關立法，特別是保護網絡言論自由的立法卻仍然長期處于滯后狀態。這些立法為網絡輿論的法律規制確立了基本規范，但是這些立法大都是粗線條的，無法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所有問題[9]。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開始推行網絡實名制。《決定》一經推出，社會上對于網絡實名制的利弊就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支持者認為網絡實名制有助于提高網絡違法活動成本，便于司法機關取證調查等好處;反對者認為網絡實名制會限制網絡言論自由，加重群眾對于發表批評監督意見的顧慮。筆者認為，在網絡實名制已然成為政策層面大勢所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趨利避害才是目前較為現實的做法。一方面是立法對調取網絡實名認證的相關資料的事由、權限和程序予以規范，以防止公民在行使輿論監督權力時遭到打擊報復;另一方面在立法對網絡實名認證的相關數據和資料進行重點保護，對于竊取、惡意傳播公民個人身份資料的行為進行重點打擊，以此防止出現類似韓國實行網絡實名制過程中出現的用戶隱私大規模泄露事件的發生。
一、言論自由權利的基本概念
在不同背景的學者和不同的國家法律框架體系下，言論自由的表述和邊界往往是不同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第19條中重申了《世界人權宣言》關于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內容。美國著名的《布萊克法律辭典》解釋言論自由為：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權利：包括宗教、言論和出版自由[1]。英國的《牛津法律大辭典》則認為言論和表述自由為：“主要的公民自由權之一。其含義是指公民在任何問題上均有以口頭、書面、出版、廣播或其他方法發表意見或看法的自由。這一自由權受到尊重他人利益之要求的限制，而他人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誹謗法、藐視法和其他法規加以保證的。該自由權還要受到尊重公共利益之要求的限制，而這些公共利益是由禁止污穢物出版法加以保證的。”[2]我國憲法對言論自由權利也有明確規定，主要有第35條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條中的：“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第47條中的：“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綜合來看，言論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任何問題上均有以各種方式、方法發表意見或看法的自由，以及從別人那里獲得思想及信息的充分自由。它應包括任意發表言論的自由、接受他人言論的自由以及保持沉默的自由這幾方面的內涵。
二、對言論自由進行立法保護的必要性分析
言論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它在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說，言論自由對推動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言論自由應當也必須進行立法保護。
1、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國的國民如果長期思想禁錮，從小就培養察言觀色，按一定‘口徑’發表言論，不敢講真話，甚至已經不知獨立見解為何物，長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斷萎縮，靠虛驕的豪言壯語，是振興不起來的”[3]。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其離不開公民的參與，公民的參與也包括對權力的監督。在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公民才有可能做到充分交流、監督政府和制約公權力。沒有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將即刻停止運轉。自古以來，專制君主們從未放棄過堵住悠悠眾口的嘗試，但是沒有一次最后能夠成功。現代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則可以起到監督制約公權力的作用，在公民與公民、公民與政府之間建立起對話的橋梁。
2、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馬克思曾經說過：“發表意見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為它是一切的基礎。”[4]人與動物不同主要是在于人可以思考，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每個人天生都對自己的思想有擁有權、自主權、支配權，言論自由作為思想自由的擴展與外延，天然的也享有這些權利。沒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個體不能稱得上完整。因此，言論自由來自于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如果政府剝奪或者不能合理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這將不僅僅是對被剝奪言論自由社會成員人權的踐踏，更是對他們作為人的意義和價值的一種否定。
言論自由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網絡科技的快速發展，如何更好地行使與保護公民言論權利已經引起各方面的重視。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國言論自由權利在立法上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本文從言論自由權利的基本概念出發，分別就言論自由權利的規制和保護必要性、立法現狀與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并提出了相應的立法建議。
3、言論自由是獲取真理的必須途徑。某一言論在沒有公之于世以前，大家無法判定其荒謬與否。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辦法是讓大家在陽光下進行自主的認知、分析、思考，并且在獨立自主的情況下，進行相互之間自由的交流、討論、爭辯，由此才有可能對其產生深刻的認識。只有充分保障這種自由，人類才能在各種精神活動中逐步認識真理、掌握真理，進而推動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而且，言論自由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說錯話的自由，即便一個觀點是錯誤的，對這個錯誤觀點的交流與討論，也可以促進人們對正確觀點的深入認知與理解，進而推動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
4、言論自由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言論自由為公民訴求和不滿提供了一個出口，從而為社會穩定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歷史表明，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恰恰是最不穩定的，即便表面看似穩定，實際上也往往是危機四伏，當危機爆發時，整個社會就會陷于混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城市暴動都能說明這一點。事實上，所謂的“異端”思想絕不可能被完全壓制，人們總是會找到自己的手段和方法傳播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日常生活中，制度化的表達自由，為大眾提供了一個傾訴意見和不滿的通道，即便公民的意見沒有被滿足，其得到的心理安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最后走上危害社會穩定的道路。
三、對言論自由進行立法規制的必要性分析
“盡管言論自由是一項極端重要的權利，但它并非是絕對的，為顧及個人尊嚴和民主價值，所有國際和國內權利體系都承認對言論自由的有限限制，而且這些限制都得到謹慎地規定”[5]。筆者認為，言論自由權利的行使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前提，一方面是要尊重社會公共利益之要求，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人利益之要求，例如誹謗、造謠、藐視等顯然不屬于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之列。
在法國《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襲擊之后，法國政府對極端言論采取了果斷措施予以取締，法國總統奧朗德曾說，遇襲的《查理周刊》已獲得“重生”，其價值觀將活下去。針對這起襲擊事件我們必須予以譴責，原因在于襲擊者使用暴力回應挑釁的行為在現代文明社會是不可容忍的。但我們回過頭來看《查理周刊》刊登挑釁伊斯蘭教漫畫行為本身的行為是否就是應該得到保護的呢?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誠然，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但是在法律框架下任何自由都不應是絕對而無限制的，保護言論自由的前提恰恰是要在一定限度內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查理周刊》對伊斯蘭教的挑釁可以被理解為對所有信奉伊斯蘭教者的侮辱和嘲弄，而侮辱他人的信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人人格的一種傷害，這樣的行為與暴力應該同樣是被反對和譴責的。由此可以看出，對言論自由進行立法規范，特別是明確言論自由邊界是極其必要的。
四、我國言論自由的立法現狀和問題
1、憲法層面
我國憲法歷來重視對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在新中國頒布的四部憲法中都對公民享有言論自由進行了明確，并采用了宣告式的授權性規范予以確立。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憲法對如何保障言論自由權利的行使并未作出規制。言論自由不但是一項消極權利，還是一項積極權利。[6]政府有義務為公民言論自由的實現提供必要的條件。為了充分實現這一自由，政府負有公開自己的活動和政策、告知公眾關心的問題的義務。[7]言論自由，特別是對政府有關事項的言論自由是建立在政府有關事項充分知情的基礎之上的。憲法對如何有效實現公民言論自由的保障措施不予說明顯然是不利于言論自由權利的實現的。
另一方面對于言論自由權利的行使邊界，憲法也未予以說明，這就造成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公民對言論自由權利的濫用，容易造成對他人權益的侵害;另一個是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司法機關缺乏有效且合理的標準應對言論自由權利與其他權利的沖突時，自由裁量權的過度使用不僅會造成言論自由權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規范，而且不利于維護法律的尊嚴。
2、刑法層面
言論自由作為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理應得到必要而有效的規制和保護，過分地強調制約而忽視保護或者過分地強調保護而不講制約，不僅不利于公民個體權利的有效行使，對民主憲政的穩定運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實現公平、正義都會造成嚴重的阻礙。從我國立法現狀角度看，在如何最大程度的發揮言論自由權利正面效用以及建立符合國情的言論自由權利體系上，我們的立法探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我國刑法的現狀來看，對于言論自由的規制方面是較為完備的。分別從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其他公民利益三個方面對言論自由進行了規范和制約，如國家利益方面的危害國家安全罪、煽動分裂國家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軍人逃離部隊罪，社會公共利益方面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偽證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其他公民利益方面的侮辱罪、誹謗罪、誣告陷害罪等等。
但是在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方面，我國刑法卻存在著較大的缺失。很多國家在刑法中將言論自由等憲法權利作出明確規定以進行保護，例如《德國刑法典》就在第201條明確規定了侵害言論秘密罪[8]。而我國刑法中并無對言論自由進行保護和救濟的直接條款，只有侵犯通信自由罪勉強可以稱得上有一定聯系。
在這里需要特別提出的就是誹謗罪。根據《刑法》第246條，“誹謗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虛構的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誹謗，可以說是公民言論自由權利濫用的一種較為常見的表現形式，其主要侵犯的是公民的人格尊嚴權、名譽權。從世界潮流看，由于憲法上言論自由的存在，很多國家已不再認為誹謗是犯罪，而將其作為民事案件來處理。而我國刑法中對誹謗罪的表述卻過于寬泛和嚴厲：一是對“情節嚴重”的認定不夠具體而明確，造成了適用范圍和裁量權的不合理擴大，為被舉報人打擊報復提供了方便，也增大了法官的審理難度;二是對于“故意捏造并散布虛構的事實”過于嚴厲，實踐中往往因此造成舉報人因舉報內容與實際有一定出入就被定罪，加大了群眾行使輿論監督權力的顧慮。
以上這些問題，使得司法實踐中一些本應視作合理范圍內的言論極容易被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造成“因言獲罪”的發生。特別是類似于“彭水詩案”這樣，公民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對政府進行監督、批評時，政府以刑法條文為幌子、濫用行政權力進行報復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給公民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監督政府、制約公權力帶來極大的隱患。本身類似誹謗罪這樣的罪名就有矯枉過正的嫌疑，更不用說由此造成的言路不通對政府執政根基所造成的巨大危害。這也就要求刑事制度在如何更好地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方面做出更加明確的規范。
3、民法層面
我國民法在限制規范自由權利行使方面，有以侵權責任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制度，通過對名譽權、人格權等權利的明確化的手段進行限制。可以說，民法是采用了對名譽權、人格權等權利的積極保障實現了對言論自由權利限制與規范。
但是與刑法相類似的，言論自由的保護在民法中也未得到明確和細化。由此造成當公民言論自由權利被其他民事權利侵害時，也無法從民法中找到相應的救濟途徑。另外一個問題是，民法雖然通過名譽權等權利的明確化對言論自由權利進行了限制，但是卻缺乏當言論自由權利與其他權利發生沖突時的處理規則。也正是由于言論自由權利與其他權利的邊界和沖突規則不明朗，常給具體案件的審理帶來了難度，也在無形中增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五、對完善我國言論自由權利體系的立法建議
在憲法中明確政府對言論自由權利的保障義務和行使邊界。憲法作為根本大法，對其他部門法起著指導性的作用。在憲法中明確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義務，將政府的信息公開等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實現的保護性措施納入憲法體系，有利于公民更好的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對政府進行監督和制約。
另外可以在憲法中對言論自由權利的行使邊界以及當言論自由與其他權利發生沖突時的處理規則做出原則性規定，便于司法實踐中法官更好地理解立法導向和目的，為相關案件的審理提供依據。在刑法中增加侵犯言論自由權利的相關條款。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被侵犯提供必要的救濟渠道，特別是對行政權力濫用，侵害公民言論自由的行為進行明確打擊，保護公民對政府監督的積極性。
將誹謗罪從刑法調整轉為民法調整。筆者認為，刑法的功能具有補充性，在民法功能足以保護的情形下，并無刑法介入的必要。民法中對侵犯公民人格尊嚴權、名譽權的行為有停止侵害、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精神損害賠償、精神撫慰金等保護措施。由此可見，民法中誹謗行為的民事侵權責任是可以與其侵權行為是相稱的。而刑法中對由誹謗造成的對社會公共利益損害，則也有相當多的罪名可以與之匹配。而且從社會價值角度考慮，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涉及到公眾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對政府的監督權，較之于誹謗罪而言有更大的意義，所以，將誹謗改為民法調整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可行性。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立法時，基于言論自由的價值與作用更多地體現在國家和公共利益上，所以在對言論自由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項、人物時，應該給予言論自由更多地保護，而在言論自由涉及私人事務、普通人、自然人事務時則更應該側重于強調名譽權與隱私權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