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自西漢起，儒家一貫倡導的“父為子隱”思想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同，將其寫入法典。此后，中國的法律制度中都少不了親親相隱制度。一些學者甚至認為，“親親相隱”為中國古代特有的制度之一。

　　一“、前法典”時期的“父為子隱”思想及其意義

　　(一)“父為子隱”是儒家解決“忠”“、孝”道德困境的方案體現在儒家學者的觀念中，孝高于忠，必要的時候寧愿舍忠盡孝。《孟子·盡心上》中記載到：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謨天下，猶充電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舜貴為天子，即使是他的父親瞽叟犯了故意殺人罪，為了他的父親，舜也要放棄對部落的忠誠，拼命將老父救下，遠走天涯，盡到為人子的孝心。這就是儒家解決“忠孝”道德困境時采用的方法。如此看來，允許父子之間的包庇維護也顯得理所當然了。

　　(二)“父為子隱”是儒家“仁愛”思想的表現儒家的“仁愛思想”主要講究“身心合一”、“天人合一”與“人人合一”，即個人心靈的契合、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和諧相處。“父為子隱”則是“身心合一”的重要體現。儒家一貫強調人倫綱常，特別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互愛互信。愛心應該從家庭內部做起“，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③為了維護家庭穩定，在家人利益受到極大的威脅時助以一臂之力也未嘗不可。在孔子看來，即使可能違背了社會秩序也是值得的，只有做到家庭的和睦，實現“身心合一”才能做到真正的“大同世界”。“父子相隱”思想在法家理論中也有側面體現一般看來，法家是反對親親相隱的，“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于親,民人不能相為隱”。④“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⑤但即使“告奸”的范圍擴大到鄰里之間，法家也并未明確指出禁止父子間的“相隱”。韓非子在論述“楚之直躬之人”時，⑥也表現出了對此舍孝盡忠之人的不滿。

　　二、中國傳統法典中親親相隱制度的變化與發展

　　(一)漢代”親親得相首匿“制度漢宣帝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下詔明確規定“：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自此，“親親得相首匿”作為一種刑事原則得以確立，除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容隱范圍從父子擴大到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自漢武帝時起，儒學思想已成為漢朝君主治國的重要思想依據。在對待長輩對晚輩的包庇和晚輩對長輩的包庇這兩個問題上，其處理結果是有很大的失衡的。前者的處罰很輕也很明確，免于連坐。后者則需要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由掌刑獄的廷尉決斷。孔丘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并未強調方向問題，衍變至漢朝的”親親得相首匿“制度則出現方向的不平衡，也因此印下深刻的等級烙印。

　　(二)唐朝容隱制度的不斷擴張唐朝的同居相隱較前朝的親親相隱制度有了很大的發展，無論是在罪名還是容隱人員方面，其范圍都拓展了很多。親親相隱制度得到了極大的完善，后世宋元明清都只是在唐朝制度的基礎上小修小補。

　　(三)清末及民國時期的親親相隱制度清末沈家本主持修訂了《大清新刑律》，通過與禮教派的“禮法之爭”，最終取消了自元朝一直延續的“干名犯義”制度。其中第180條規定：“犯罪人或逃脫人之親屬為犯罪人或脫逃人利益計而犯本章之罪者免除其刑。”親親相隱從一種義務轉變為一種權利，表現了義務本位向權利本位的過渡。

　　三、現代社會親親相隱制度的繼承與批判

　　五四運動以后，西方的價值道德觀念傳入中國，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遭到了極大的沖擊。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文革期間，大力倡導、鼓勵親屬之間、朋友之間、同事之間相互檢舉告發，延續千年的親親相隱制度遭到了極大的破壞。1979年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將親親相隱作為封建糟粕予以廢除。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親親相隱的概念首次收錄進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典之中，可以看作是“親親相隱”回歸的前奏。這一收錄體現了社會對人性的尊重，也表現了對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做出的巨大努力。

　　四、完善當代社會親親相隱制度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議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上的變化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思想上的嬗變。經濟人的理性不斷挑戰了儒學的仁義，個人中心主義大行其道。以家庭為本位的傳統思想觀念飽受利益、金錢的誘惑，最終不堪一擊，潰不成軍。近年來，我國離婚率也不斷升高，家庭糾紛案件數量也攀升新高。中國傳統道德建設迫在眉睫，親親相隱倡導的恰恰是一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親情觀、家庭觀，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家庭穩定，維護倫理親情。這對改變當今中國親情觀念淡薄的現狀有著重要作用，更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親親相隱制度延續了幾千年，其間雖然有過中斷，但對于當代中國人和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然有著積極意義。但新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描述親親相隱制度條文過于概括，在具體實施中還面臨一些困難，需要以司法或立法解釋加以完善。如李某某案，媒體對其父的過度關注和曝光恰恰反映社會上對親親相隱的不熟悉。實際上，對直系親屬的犯罪事實，李父理所當然有隱瞞的權利，媒體的過分關注對整個案件的審理造成了負面影響。筆者認為，為完善當代中國的親親相隱制度，需要做到以下幾方面。

　　(一)親親相隱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義務作為一種權利，行為人有權容隱犯罪行為人，也有不容隱犯罪行為人的權利，任何人或組織不得侵犯該項權利。不僅如此，還必須明確這種權利是雙向的、對等的。當代社會的親親相隱絕對不是為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古代親親相隱思想的復活。在一定群體間“互為”容隱，摒棄古代“子為父隱而父無須為子隱”的規定。

　　(二)限制親親相隱的客體，在充分保障人權的同時維護國家主權和基本社會秩序對于親親相隱所指向的犯罪行為，不能破壞社會秩序，不能妨礙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更不能危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具體來說，犯罪人的罪行不能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分則第一章內容，也不能對他人的合法權利造成嚴重威脅，如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未成年人等。親親相隱制度與我國現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根本理念，也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但這并不代表著任何罪行均可容隱。鑒于我國刑法立法基本立場(即以國家為本位)，以及刑法的任務是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故作此限制。

　　(三)限制親親相隱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僅限于不作為親屬之間的親親相隱應采取合理恰當的方式，不能傷害他人、集體、社會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這種方式僅限于不作為。對于幫助出逃、毀滅證據等積極作為的幫助方法，仍然按幫助犯處理。容隱人可以保持沉默，拒絕出庭作證，但不能為犯罪人逃避法律制裁主動提供任何幫助。

　　(四)親親相隱的主體須是特殊主體，在現有范圍內還可以適當放寬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了配偶、父母、子女拒絕作證的權利，體現了法律對親親相隱制度的接納。但這種接納是謹慎的，小心翼翼的，體現了立法者對親親相隱制度的回歸持觀望態度。要想真正做到親親相隱，容隱人員的范圍應該在現有范圍內適當放寬。筆者認為，親親相隱的主體可以擴展至直系三代親屬。這方面，筆者認為可以借鑒1994年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以下人員有權拒絕作證：1.被指控人的訂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關系已不再存在;3.與被指控人現在或曾經是直系親屬或者直系姻親，現在或者曾經在旁系三親等內有血緣關系或者在二親等內有姻親關系的人員。

　　(五)親親相隱的主觀方面須是出于親情，不得出于金錢等其他目的在具體實踐中，應特別注意對容隱目的的調查。親親相隱制度維護的是親屬之間的親情，是對人類安全需要的保護。出于此目的，親親相隱只能出于親情的目的。基于其他目的實施的容隱行為不在保護范圍之內，應按照法律追究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