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喬治敦大學的教授多克同樣表示安倍在國際舞臺上遭到了誤解。然而，他并非否認日本首相的民族主義情結，而是認為安倍式的民族主義不同于戰時日本那樣糟糕的民族主義。他的論點基于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民族主義的區分，即“種族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他將minzoku(日文的“民族”一詞，與前一種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而將“國民”一詞與后一種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

　　2010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推出了一檔極為成功的電視節目：The Gruen Transfer。這個節目的名稱指的是大型購物中心的建筑布局令消費者產生精神混亂的效果。購物中心被故意設計得炫目、嘈雜，令消費者頭暈目眩：一置身其中，“我們就目光呆滯，張大了嘴巴……忘記了我們來這里是為了干什么，變成了心血來潮的購物狂”。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這檔節目探討了廣告業制造的這一詭異、奇妙的扭曲效應。其中最受人歡迎的是叫作“推銷”的一個環節，在這個環節中，來自兩家廣告公司的代表競相向現場觀眾推銷無法賣出的商品——通過光鮮、時尚的視頻推銷瓶裝空氣，推銷禁止宗教傳播的好處，或是說服觀眾為政客募集慷慨的捐款。

　　筆者是在最近幾個月注意到這檔節目的，因為日本乃至全球的媒體都在超速轉動，以求販賣出具有同樣挑戰性的信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可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安倍身份之謎

　　這一特別版“推銷”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它開始于2006年短命的安倍第一任任期，當時的外務省外務副報道官谷口智彥將大量的精力用于說服美國人相信安倍“幾乎完全是民族主義者的反面”。中右派的《產經新聞》也興致勃勃地接過了這一具有挑戰性的任務，該報駐華盛頓的記者發表了大量文章——包括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評論文章——來駁斥“民族主義者”這一標簽。這些文章認為，安倍遠遠不是鷹派的民族主義者，而“完全是由民主制度塑造的”，他的真正目標在于帶領日本從戰后的極端走向中間道路。但這些聲明對于國際輿論的影響有限，2007年時一位著名的營銷顧問在《讀賣新聞》上哀嘆道，政府需要更加有效的外宣倡議，才能將安倍從“鷹派”和“民族主義者”的標簽下拯救出來。

　　隨著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內閣的組建，這一問題又更具活力地浮出水面。2013年5月，美國國會的一篇研究報告將安倍描述為“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這引發了日本親政府的媒體，甚至包括安倍晉三本人惱火的反應。安倍通過在國會發表聲明進行回擊，表示對“我們國家的理想被外人誤解”感到不悅。他進一步主張采取措施，“主動地收集并傳播信息，使得外人能夠正確地理解我們”。

　　首相對于“民族主義者”這一標簽如此敏感，這看上去有些奇怪，因為他曾以相當的熱情公開宣揚民族主義并沒有錯：“我覺得民族主義是一種歸屬于所生所長于其中并感到親切的自然、祖先、家族和社區的感情。我們的這種歸屬感不是經過教導才擁有的，而完全是天然的和自發的。”這么看來，“強烈的民族主義者”這一標簽可能更像是一種恭維。

　　莫須有的民族主義“好”“壞”之辯

　　多克認為，“至少自1955年萬隆會議以來，‘種族民族主義’被定位為‘亞洲民族主義’;相較之下，在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從日本現代化伊始，‘公民民族主義’都被視作受到親西方政府的青睞，是受到西方思維方式影響的基督教少數團體和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告訴讀者，外部觀察家的錯誤在于誤將安倍晉三當作了種族民族主義者，而事實上他是“當下日本公民民族主義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在多克看來，安倍的公民民族主義者身份可以通過他的暢銷書《通往美麗國家》確認，“在這本書中，安倍一以貫之地將日本描述為一個公民國家而非民族國家。這一區分不僅僅是概念上的，還與民主民族主義的實際運作有關”。多克對安倍的此番描述與此前對“情緒化的韓國”的描述形成了鮮明對比。

　　然而，此番對安倍民族主義的重新詮釋引發了許多問題。首先，這種說法假定了民族主義現象能被清晰地區分為“種族”和“公民”兩個變種，并將后者視為在道德上優于前者。但事實上，很多學者都對這種善惡兩分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他們指出，在民族主義中，種族、文化、傳統和公民等概念的聯系極為復雜，根本無法以如此簡單的公式區分開來。將種族民族主義與“亞洲”(或者至少是非西方)、公民民族主義與“西方”或“親西方”等同起來的觀點尤其遭到了批評。正如一位社會學家指出的，這種區分就像是漫畫一樣，好像在問“他們為什么就不能和我們更相像一點呢?”。歷史表明，即使在那些被視作公民民族主義典范的國家(如美國和法國)，種族民族主義的暗流同樣能夠輕易地噴涌而出，就如同9·11事件之后美國的情況那樣。

　　其次，就安倍的政治話語來看，這種所謂以“民族”為基礎和以“國民”為基礎的民族主義的區分根本站不住腳。聲稱安倍“直接拒絕了種族民族主義”，或是暗示他沒有使用“民族”一詞，都是不正確的。盡管“國民”一詞的確常常在安倍的演講和文章中出現，但他同樣使用了“民族”一詞，而且還將兩個詞匯交替使用，例如：“外國人肯定會覺得日本人是一個高質量的民族、國民;即使我們很貧窮，他們依然覺得我們是一個有教養的民族……”安倍認為民族身份深植于自然和傳統之中，這一點在以下發言中顯而易見：“日本人原本是農業民族，通過共享水資源生產糧食。所以我認為，從一開始我們的DNA中就植入了互相感情”;“至于日本，我們是一個農業民族。這里是水稻之國。我們堅守著日本的這一傳統和文化。日本人要成為日本人，農業必須是我們國家的根基。”安倍扮演中心角色的眾多政治團體也可以體現他的這一觀點，這些團體宣揚一種根植于永久的文化傳統之中的民族特性。例如，安倍在2012年負責協調國會與神道協會的關系，這一組織的目標就在于重建在戰后繁榮中被削弱的日本傳統精神價值，宣揚皇室在日本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并創建一部以日本國民特點為基礎的新憲法。

　　第三個問題在于，“公民民族主義”常常被與自由主義——尤其是與尊重個人權利，對平等和人權的承諾——聯系在一起;然而，安倍晉三絕不是一個尊重人權的自由主義者。兩本清晰地表明了安倍政治信條的書都是以對自由主義危險的警告開頭的(其中一本的副標題就是“反自由主義的選擇”)。安倍警告道，在美國“自由主義”指的是那些具有“社會主義或與之類似觀念的人”，“革命者和左派也在此列”，比較之下，安倍堅定地將自己視作保守派。雖然他不時地表現出對英國保守黨的仰慕，但他的保守主義實際上獨具日本特色。他在政治上的英雄是祖父岸信介，他是戰前日本在偽滿洲國經濟政策的關鍵制定者，在戰后成為極具爭議性的首相，尤其因1960年的日美安全條約事件引發國會的分裂而聞名。

　　右翼暗潮洶涌

　　安倍晉三繼承自岸信介的核心目標，就是“擺脫戰后機制”，即逆轉盟軍占領日本期間開啟的政治改革。在他看來，這些改革葬送了日本以天皇為核心的傳統。要想理解安倍的民族主義觀點在現實中意味著什么，最好考察下其黨派提出的重寫戰后日本憲法的提案。提案中對于憲法的改變包括：廢除“尊重個人”的提法;在憲法上杜絕外國永久居民獲得日本國籍和投票權的可能;如果有損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那么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將不會受到保護;同樣的說辭還會被用來限制公民“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自民黨所準備的這份憲法并沒有說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將如何以及由誰來定義，從而為國家鎮壓公民自由留下了一個巨大的令人不安的漏洞。此外，憲法中還將加入新的條款，賦予國家延長緊急狀態的重大權力，在緊急狀態期間憲法權利將被中止。考慮到接下來兩到三年間自民黨在議會中將占據大多數議席，執政黨很有可能將努力推動這些變化的實現。這些變化是如此徹底，與其稱之為對憲法的修正，不如說是一部新的憲法。

　　目前民眾對安倍內閣的支持并非反映了公眾對于這些政治宏圖的熱情。這不過是對于政府的經濟刺激措施和安倍發表樂觀演說能力的回應，這些為處于政治動蕩和經濟窘迫中的民眾傳達了強有力的領袖形象。歸根結底，評判安倍內閣表現的不是任何政治標簽，而是其政策對日本社會及日本與地區及世界的關系所造成的影響。尚且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安倍選擇專注于為未來強大的日本經濟建立基礎，并改善日本與鄰國的關系，而不是尋求實現反自由主義和“擺脫戰后機制”的意識形態議程。但與此同時，關注日本社會前途的人士不應被那些炫目的辭令誘惑，就如同走入政治版本的購物中心那樣頭暈目眩、忘乎所以。首相的意識形態也許會進行面向全球市場的重新包裝，但那句老話總是沒錯的：買方務必留心。

　　法西斯重生?

　　提案中對于憲法的改變包括：廢除“尊重個人”的提法;杜絕外國永久居民獲得日本國籍和投票權的可能;如果有損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那么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將不會受到保護;同樣的說辭還會被用來限制公民“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此外，憲法中還將加入新的條款，賦予國家延長緊急狀態的重大權力，在緊急狀態期間憲法權利將被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