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伊戴在《1975-1995年間的技術哲學》一文中，回顧了技術哲學的進展與變遷。他認為，與歐洲大陸的SPEP及SWP相比，SPT的發(fā)展是相對較緩的。SPEP的規(guī)模在90年代已擴大了4倍，擁有1400人;這一學派的理論代表人物已完成更替，現(xiàn)在的領導者大都比最初的創(chuàng)始人年輕。類似的變化，也發(fā)生在SWP之中，它聲稱擁有2000人，其中包括持各種觀點的女權主義者。而SPT則無法與之同日而語，它不足300名人員，而大部分領導者仍是80年代初的面孔。總之，伊戴認為，SPT雖歷經(jīng)20余年的發(fā)展，“卻仍然沒有與那些資歷比他老一些的組織進行接軌”;在研究領域方面，歐洲大陸的SPEP和SWP學派有著更寬泛的研究視野，而SPT所關注的范圍則比SPEP和SWP要狹窄得多[8]。

　　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歐美技術 哲學 研究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在F.拉普(Friedrich Rapp)、C.米切姆(Carl Mitcham)、T.杜爾賓(T.Durbin)、F.費雷(Frederick Ferre)、C.皮特(Joseph C.Pitt)、D.伊戴(Don Ihde)、H.林克(Hans Lenk)等一批技術哲學家的倡導和帶領下，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到各個學科領域。自1975年美洲成立哲學與技術學會(簡稱SPT)20余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研究出現(xiàn)一些新的特征，技術哲學在21世紀的 發(fā)展 趨向也初露端倪。這里，我們謹就25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的有關研究概況、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研究趨勢做一粗淺探討。

　　一、1975-2000年歐美技術哲學研究概況

　　早在20世紀60年代歐洲大陸就成立了現(xiàn)象學與存在哲學學會(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1962年;簡稱SPEP)，此后不久女權主義者成立了女性哲學學會(Society for Women in Philosophy，簡稱SWP)，幾乎同時，哲學與技術學會的雛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費雷認為，這是美國從事技術哲學研究的確切起點[1]。皮特認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對技術哲學領域做出了貢獻，使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與以往大不相同”，“它為這個領域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講壇”[2]。SPT幾乎每年都發(fā)起兩次國際會議，出版有關系列叢書，其 論文 是從大量的稿件中篩選出來的。SPT還創(chuàng)辦了一個新的 電子 學期刊(Technē)，這使得來自于世界各地的學者會聚一堂，促進了彼此間的交流，加強了學術研究，并明確了此領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認為，“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過各種各樣的嘗試，使技術哲學的工作得以質(zhì)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顧技術哲學的發(fā)展概況時，對技術哲學的工程主義和人文主義之爭進行了評論。他在《技術思考》(1994年)中對此做了詳細的討論[4]，并在《超技術哲學評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術哲學(EPT)以技術思想和活動作為全人類思想和活動的范式，并試圖以技術術語來闡釋所有的非技術的思想和活動;人文主義技術哲學(HPT)則相反，認為技術思想和活動只是人類思想和活動的一個方面和層面，應該尋求把技術限定在一個更寬泛的框架之內(nèi)[5]。

　　的確，在一百多年前，當工程師試圖對他們自身的工作進行哲學思考并賦予工程技術工作以普遍意義的時候，技術哲學作為一種自我意識活動開始出現(xiàn)。一些工程技術哲學專家，諸如卡普(E.Kapp)、莫澤(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羅斯基(H.Petroski)，不但從普遍意義上對其自身的工作進行思考，把技術看作是不同于 科學 的存在，從而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上的和 政治 上對技術進行分析，而且，他們還成功地反擊了由劉易斯·芒福斯、馬丁·海德格爾、雅克·埃呂爾等哲學家提出的人文主義技術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認，在工程主義的技術哲學精神鼓舞下，工程的應用哲學，尤其是工程的應用倫 理學 ，呈現(xiàn)出一派繁榮。目前，工程技術哲學的這種繁榮景象，在生物倫理學、環(huán)境倫理學、工程倫理學、 計算 機倫理學等相關領域十分明顯[6]。

　　費雷是較早的一位研究“技術與價值”的技術哲學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時起，費雷便與技術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實際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產(chǎn)生了進入技術哲學領域的動機。后來，在普度大學，他開設了“技術與價值”的課程，研究產(chǎn)生環(huán)境危機的根源。他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技術必定是由人類價值(喜愛、害怕、希望等等)所促進產(chǎn)生的”;第二，“技術依賴于人類的知識”。于是，“在人類與地球之間最為脆弱的臨界點上——我發(fā)現(xiàn)了基本價值與基本知識之間的實際應用——宗教和科學潛在的知識領域——對環(huán)境影響產(chǎn)生了極大的沖擊”[7]。

　　二、歐美技術哲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在分享歐美技術哲學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發(fā)現(xiàn)困擾著歐美技術哲學的一些問題：

　　1.技術哲學需要統(tǒng)一標準、統(tǒng)一范式

　　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今，技術哲學依然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標準和統(tǒng)一范式。與許多技術哲學家一樣，皮特對這一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感受。這里統(tǒng)一的標準是指從事學術研究所必需的共同的始點，“比如科學哲學，其統(tǒng)一性可能始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也可能始于卡爾納普的《科學的統(tǒng)一》，而就現(xiàn)代跨學科領域中的科學研究而言，以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統(tǒng)一始點。而對于技術哲學來說則沒有這樣的始點”，皮特認為，技術哲學尚沒有我們一致認為可以或能夠必讀的東西，“即使有一些可讀，但我們卻不能同意其提出的基本原則”[14]。

　　當然也有為滿足這種統(tǒng)一標準的要求而試圖做出嘗試的，或為彌補這一空缺而去創(chuàng)造某一事物。海德格爾的《技術的追問》一書就被認為如此。但皮特認為這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種時髦、一種崇拜物，而不是一篇重要的哲學文章。他解釋說，“拒絕海德格爾作為合法的統(tǒng)一標準的候選人，原因就在于其不可理解的文章。但是拒絕海德格爾作為統(tǒng)一標準并不是拒絕現(xiàn)象學作為一個合法的哲學方法;如果被睿智而善于表達的實踐者加以運用的話，它可能有助于我們理解圍繞技術而產(chǎn)生一系列的哲學問題，就像在唐·伊戴的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那樣。雖然如此，我仍然為哲學思考中缺乏統(tǒng)一的‘我的’范式而對這些討論困惑不解”。但皮特也注意到，新近有一些作品在技術哲學領域做了嚴肅而認真的探討和嘗試，比如“米切姆的早期作品是一個，杜爾賓的手冊是另一個。但是不得不向兩位作者表示歉意的是，盡管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盡管他們的作品是上乘的，也是有用的，但他們卻仍然沒能取得作為統(tǒng)一標準的地位”。為此，皮特表達了他對技術哲學研究的憂慮：“如果沒有一個令大家意見一致的作品，我們就難以有效地獲得一個合法的研究領域”[15]。顯然，沒有統(tǒng)一范式，技術哲學家們彼此之間就難以避免基本概念理解的錯位、基本觀點的相左，也難以與其他領域的人共同研究問題、討論問題。

　　2.技術哲學家的“知識完備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問題”

　　雖然SPT的研究存在著無可爭辯的成功，但它存在的問題也可能會使技術哲學走向衰微。皮特在《論技術哲學的過去與未來》的文章中，表達了這種憂慮。這一憂慮淵源于他的一次學術交流的設想——他曾試圖組織SPT與其他學會一起舉辦一次學術會議，這樣可以把SPT和其他學會正在進行的討論融合在一起。當他向技術史學會的負責人提出此項建議時，對方驚愕地說：“哦，不!那些哲學技術學會的人憎惡技術，而且他們對技術一無所知，我們有什么好談的呢?”皮特認為，“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關于SPT成員的‘知識完備性問題’。”他發(fā)現(xiàn)，在SPT成功的背后，的確存在著技術哲學工作者“知覺的錯誤”。而事實上，這又并非僅僅是一種知覺的問題，皮特把它稱作“知識完備性問題”。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SPT學者們對技術的一味批判，導致其他領域的學者認為，技術哲學家們僅僅以抱怨技術的態(tài)度研究技術，而不是通過開發(fā)各種手段，以使我們所擁有的技術知識和對技術的理解與我們對世界是如何彼此聯(lián)系在一起的看法結合起來，于是，SPT的研究者們便僅僅成了一群技術的抨擊者。顯然，這一狀況對SPT的發(fā)展來講預示著不利和危險，這種研究繼續(xù)下去的結果，“意味著我們將不再為其他的哲學學會所正式接納，意味著我們的問題將不再被包含在合法的哲學問題范圍之內(nèi)，我們將不再是哲學共同體的一部分，我們將滑向無足輕重的邊緣”[16]。

　　同樣地，作為技術哲學家，費雷也感受到如同皮特所提到的“知識完備性問題”那樣的尷尬與驚慌。因為他在與科學哲學學會聯(lián)系時，表示希望他們給予技術以充分的重視，但結果是毫無反應。于是，他“認識到自己所熱衷于研究的技術，并不被認為具有哲學含義這一事實”[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