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洛帕特羅斯繼續指出，國家所有省份的完整直接影響到國民。他問道：你沒看到，如果政府喪失這些省份，它將因此變得衰弱不堪，隨之喪失它從這些省份已經獲取的資源，而不能在必要的情況下像現在這樣有助于你嗎?

　　民族主義是19世紀初產生于歐洲的一種學說。它自稱要為適當的人口單位作出獨立地享有一個自己的政府的決定、為在國家中合法地行使權力、為國際社會中的權利組織等，提供一個標準。簡言之，該學說認為，人類自然地劃分為不同的民族，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證實的特性而能被人認識，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這一學說非同尋常的勝利是這些觀點已被普遍接受，并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民族一詞已被民族主義賦予某種直到18世紀末還遠末具備的內涵和共鳴。這些觀點已被牢固地納入已為世界通用的西方政治語匯之中。

　　但是，現在似乎自然的東西曾是人們所不熟悉的，需要論證、說理和提供多種證據;似乎簡單明了的東西其實是晦澀、深奧的，某些環境導致的結果現在已被遺忘，給予關注的只是學術界，各種形而上學體系遺留的問題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為了闡述這一學說，極有必要探討歐洲哲學傳統中某些思想觀點的命運，以及它們是為何在這一特定時期逐漸處于支配的位置的。

　　如同人類的種種命運一樣，這些思想觀點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像取決于它的自身的價值和特性一樣，取決于突發事件。如果說民族主義學說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逐漸流行開來的話，那么，這不僅是哲學家們的辨論所帶來的結果，而且是那些賦予這些哲學問題直接和明顯的意義的事件所帶來的結果。歐洲18世紀所流行的啟蒙時代的哲學理論認為，世界受一個統一的、永恒的自然法則所支配。人類運用理性可以發現和理解這一法則，如果按照其規定來安排社會，這個社會將獲得自由和幸福。這一法則具有普遍性，但這并非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差異;而是意味著存在某種對所有人來說比任何差異更為重要的共同的東西。它可以這樣表述，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他們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或者說，人類處于兩個最高統治者統治之下，即痛苦和幸福最佳的社會安排是將幸福提高到最大限度，將痛苦降低到最小限度。無論以哪種方式對該學說加以描述，都可從中得出特定的結果。依據這種哲學觀點，國家是一種個人的集合體，這些人生活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保護他們自身的幸福，統治者的職責是，使用可以被理性決定的手段，為他們版圖內的居民帶來最大的幸福而實行統治。這就是將人們聯合在一起，并規定統治者和國民的權利和職責的社會契約。這不僅是宣稱這種觀點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啟蒙思想家的觀點，而且是開明專制主義的正統學說。

　　依據這一學說，開明的統治者調整其國民的經濟活動，為他們提供教育，關心他們的健康和衛生，提供一致的和高效的法律公正，并且，總的說來，使自己關注于其國民的福利(如果需要甚至可以與國民的愿望相悖)。因為一個國家的顯赫是其統治者的光榮，而且，一個國家獲得顯赫聲譽，只能是與其人口和他們的富裕程度相稱的。在這個意義上，便不難理解普魯士腓特烈大王(Fredrick the Great ofPrussia)的名言，即國王是國家的第一仆人。腓特烈本人所寫的，以阿納皮斯特曼和菲洛帕行羅斯通信的形式編排的小書《愛國信札》(Letters on the love of the Fatherland)可以揭示這些觀點。作者試圖展示對祖國的愛是一種理性情感，并試圖批駁那種屬于某百科全書派的觀點，即，因為地球是我們人類的共同居所，因此圣賢之人必須是一名世界公民。

　　當然，菲洛帕特羅斯承認，人類皆兄弟，應該彼此愛戴;但是，這種籠統的仁慈本身認為有一種更為緊迫和更為特殊的責任的存在，這種責任是針對個人通過社會契約與之聯系的某一社會而言的。菲洛帕特羅斯對阿納皮斯特曼說：社會的好處就是你的好處。認識不到這一點，你便要被牢牢地縛于你的祖國，以致你既不能孤立于、也不能脫離你的祖國，并感覺不到你的錯誤的后果。如果政府快樂，你便享受繁榮;如果它蒙受災難，它的不幸將殃及于你。與此類似，如果國民真正富裕，統治者就是成功的，如果國民貧窮不堪，統治者的情況就是令人遺憾的。因此，熱愛祖國不是純粹的理性概念，它是實際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