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色的公民文化建設是我國文化建設和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公民文化的建設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與社會歷史條件和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作為文化之行為主體的公民本身的素質、意識等等，都有著直接而深刻的聯系。為適應中國社會變革的速度和步伐，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公民文化的步伐。文章發表在《學術探索》上，是核心論文刊發范文，供同行參考。

　　一、中國公民文化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來自于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傳統中國，以往數千年的社會倫理體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個人對家庭、國家、社會的絕對認同，是對人的獨立性的剝奪，理性的削弱，自信的壓抑，這就造成中國數千年來的臣民文化強調禮制、官本位、倫理觀等等價值觀，其主要特征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為其人，人的主體性在最大程度上被抑制，甚至被扼殺，最終造成了個體消融于群體的依附型臣民文化。

　　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亦即公民政治文化，是由美國政治學家G.A.阿爾蒙德于1956年最先提出。他認為“公民文化是一種公民、臣民和地域民的混合物”，“是一種忠誠的參與者文化”。公民文化是從一定思想文化環境和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中生長出來的，經過長期社會化過程而相對地積淀于人們心里層面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取向，是政治系統及其運作層面的觀念依托。公民文化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和民主政治文化相聯系的一種文化形態，是人們權利義務關系中的民主自覺意識。

　　公民文化是一種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說，有政治活動，但不至于去摧毀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人，但卻是溫和的;有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制的。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公民文化的特質在于:第一，公民具有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關注政治系統的輸人與輸出，尤其是輸人功能取向的具備;第二，公民具有較強的政治認同感和效能感;第三，公民政治活動的頻率較高，但這種活動的主要特征是高理性基礎上的高參與。

　　公民文化是人的主體間的平等，認識客體不受限制條件下所創造的文化。他是人的主體性的回歸、理性的加強、自信的建立。那么，實現由人的主體性的壓抑到人的主體性的回歸轉變，即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轉變的社會歷史條件是什么呢?

　　1.市場經濟是公民文化產生的經濟基礎

　　隨著市場經濟在一個社會中逐步發展、成熟，從以開放、交往的社會化性質為起點，到經濟人格的獨立，到平等的交往關系，到自由活動空間，到對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會參與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使得市場經濟中所內蘊的平等、自由、契約精神也內化為社會成員的精神，成為強調主體性、相關利益原則公民文化產生的經濟基礎。中國公民文化的培育首先有賴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所具有的平等、開放、自主、競爭等特點，使得自由、平等、權利和契約精神成為商品經濟的原則，它要求市場主體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和契約意識。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文化構建所需要的。

　　2.公民社會是公民文化產生的社會基礎

　　公民社會強調個人主體性、相關利益者原則，個人以公民身份獨立地參與社會生活各方面。因此，發達的公民社會是公民文化產生的社會基礎。首先，公民社會產生了能夠獨立和自由地進行活動的公民個體，這就使得經濟運行的市場化和社會民主具備人格基因和個體前提。公民社會的個體與國家形成相對的獨立以保證國家對于其合理自由行為的不侵犯;公民個體與個體之間不具有人身依附和等級結構狀態，能自由地進行自我活動，這樣就形成了公民的主體意識。其次，公民社會的建立產生了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的社團組織。這種社團組織一方面為公民提供生存與發展條件，另一方面在經濟領域里，能促進自由市場的運行，在政治領域里，則使個人與國家保持一定的獨立與聯系，由此，產生參與和監督行為。再次，公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并保證其良性運轉的社會。契約關系的最高表現就是國家的法律規范，正是法制化的相互契約關系支持了公民社會的建立，并使自由市場和民主政體得以存在。最后，由于公民社會的團體超越出家族范圍，而達到更大范圍的社會，使得彼此之間的認同和信任半徑擴大到廣闊的社會，而彼此相互信任正是良好風范和道德的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國家在多個領域的作用逐漸隱退，與之相適應的則是具有獨立自主的社會團體組織的活動空間擴大。根據統計，截止到2005年3月31日，我國共擁有各類社會團體147937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31322個，基金會714個。按照查爾斯.泰勒的觀點，市民社會產生的標志，從最低限度來說，只要存在不受國家權力支配的一定數量的社團組織，就可以說市民社會初步形成了。從較充分的意義來說，只有當不受國家支配的社團能夠構建自身并協調自身行為時，當這些組織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國家的決策時，才能說較成熟的市民社會形成了。

　　二、中國公民文化建設的主要問題

　　我國公民文化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不少的問題，具體表現在:第一，“官本位”現象的存在背叛了公民權利。公民權利是公民作為國家和社會主人的具體表現，是公民獲得自由的載體。尊重公民權利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社會主義民主應以尊重公民權利為最高價值。但當權力變成一些人謀求私利的工具時，就變成了一種危害社會和公眾的異己力量，使權與官糾結在一起，對權力的追逐最終出現“官本位”現象。這種“官本位”和等級特權是對公共權力的異化，也是對公民權利的背叛，它對人們的政治意識必然產生極為惡劣的腐蝕作用，同時也極大地阻礙了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第二，人身依附觀念阻礙了主體意識的發揮。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主體意識日趨強烈，公民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有懷疑的權利，有理性判斷的能力，有自己的人生價值，并能根據個人條件和意愿去設計、創造、實現自我的價值，并較為積極地關注國家政治生活，參與政治活動。但主體意識在不同地域與不同利益群體中呈現極大的差異與不平衡性。一部分民眾中人身依附觀念、“等、靠、要”思想嚴重，由此造成主體意識、獨立人格的缺失，公民意識淡薄，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缺乏廣泛的文化心理支撐，阻礙了公民文化建設。

　　第三，人情意識違背了法制規則。法制不僅是市場經濟中調節利益關系的法則與規范行政權力的工具，也是維護公民利益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其他社會領域已開始步人法制的軌道，依法治國的意識逐步萌發，追求法制的意識、崇尚理性的精神正在人們心中形成。但由于城鄉二元格局的存在，人情、關系、地位等傳統價值觀念仍然根深蒂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又增加了公眾的法律虛無主義觀念，甚至導致公眾對法律的失望、悲觀和排斥。這種熟人社會、人治傳統與法治社會的追求相沖突，人情觀念的存在與法治精神的要求相抵觸，使法治精神和民主理念無法得到真正弘揚，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也就難以實現。

　　第四，政治參與的能力較低不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民主政治是公民當家做主的政治，是公民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得以表達和實現的政治。它要求公民廣泛地、積極地、有序地參與政治運行過程、參與選舉政治領導人，制約和監督他們如何運用權力，參加重大問題的討論和決策，對政治運行中的問題、錯誤及時提出批評并加以糾正，對腐化和無能的領導人及時撤換和罷免。“民主不僅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而且公民通過政治參與可以獲得政治知識、培養政治能力，形成和提高民主意識，學會發揮自己政治主體的作用，成長為具有民主觀念和民主能力的現代公民。公民政治參與的廣度、深度和有序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發育程度的重要標準，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更是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要求。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加快，人們的自主參與意識在不斷增強，對自己的政治責任、權利和義務有了明確的認識，能夠自主地參與政治管理，對民主政治建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客觀上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政治體制的不完善，民主生活的不健全，決定了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我國公民參與意識增強但參與能力較低。盡管不少公民有了較強的參與意識，但缺乏參與知識、參與技巧和參與經驗，使得不少人結社能力有限，投票能力不高。其次，公民政治參與的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一些公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往往期望值過高，一旦自己的要求不能滿足，就不相信自己能影響政策的制定，就不再積極參與政治，政治效能感低。現代政治學理論表明，穩定的民主制度的運轉，需要的是一種冷靜的、有節制的制度化的參與態度。

　　三、當代公民文化建設的主要制約因素

　　我國公民文化正處在形成時期，依附型的臣民文化仍然是制約我國公民文化的主要因素，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文化的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有:

　　1.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

　　市場經濟是民主政治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根基。市場經濟不僅培育了民主、公平、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促進了獨立人格、參與意識和法制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以其廣泛而深刻的滲透力促進著社會主體的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的全面變化，為培養人們的公民意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社會環境，也為公民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加之我國生產力水平還較低下，城鄉差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等現象普遍存在，使個體意識、社會心理紛繁復雜，以小農經濟為依托的臣民文化揮之不去，使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積極—理性的公民文化也難以形成。

　　2.公民社會發育不足

　　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國家在多個領域的作用逐漸隱退，各種民間組織獲得巨大發展，它們已經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種層次，這正是中國公民社會產生的標志。但中國的民間組織還不成熟、不規范，具有某種過渡性。一方面，一些民間組織基本上受政府的主導和控制，缺乏應有的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另一方面，一些民間組織則完全是公民自發組建的，既沒有向政府部門登記，也不接受政府部門的領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同時，中國目前的民間組織的發展還很不平衡，由于制度資源不同、傳統文化基礎不同、經濟實力不同、領導威望不同，不同的民間組織之間在社會政治影響、經濟地位方面差距很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間組織發展成長的速度，不利于鼓勵公民的參與意識，進而延緩了公民社會發展的步伐。

　　四、構建中國特色的公民文化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改革取得很大進展。經濟增長方式、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發生巨大變化，民眾的思想觀念有了更大的改變。民眾在21世紀初的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意識顯然已大大超越于改革開放前，也強于上個世紀90年代期。但較之中國社會變革的速度和政治文明建設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仍顯滯后，為此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公民文化的步伐，進一步推進社會整體文明。

　　1.發展市場經濟，培育公民的主體價值取向

　　中國特色的民主型公民文化是以一定的經濟狀況為基礎的，上層建筑、經濟關系和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公民文化的形成。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依附型的臣民文化到民主型的公民文化轉變的基本驅動力。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和交換形式，其本質是自由、平等、權利和契約精神，它要求市場主體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和契約意識，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文化構建所需要的。當前中國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其最大的人文精神意義就是要培育公民的主體價值取向，確定公民的主體意識。

　　2.培育公民社會，強化公民的參與意識、法制意識

　　中國的公民社會具有自發性與人為性并存，民間性與官方性并存，自主性與依賴性并存的特點。這是由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厚積淀和現代化目前階段特有的時空條件決定的。政府培育表明國家對于公民社會由被動轉為主動的姿態，它通過國家有意識的倡導大大加快中國公民社會構建的步伐，縮短中國公民社會形成的時間。平等、自由精神與人權意識是公民社會的基本信條。“民主制下的公民應該對政治采取積極的態度并參與政治。另外，他對于政治的態度應該是理性的，受理性支配，而不受情緒支配。”在社會主義中國，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對政治的普通參與是政治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這就客觀上要求，通過各種普遍的教育活動和經常性的民主生活，樹立和強化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使人們自覺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選舉、監督和罷免政府官員，使國家始終能夠在社會的控制與監督之下，從而使公民社會與國家形成一種良隆互動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法制建設得到了長足進步與發展，法律逐漸成為公民政治行為的價值標準。但封建的“人治”意識根深蒂固，法制意識仍顯淡漠。因此，建設中國特色公民文化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催生公民的法制意識，幫助公民有序地參與政治、理性、合法地表達利益訴求，避免非理性的政治行為和維護社會穩定。同時，國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須以法律為依據，法律是公意的化身，它具有權威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樹立法治意識，健全法律法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文化的建構提供制度保證。

　　3.提高公民修養，催生公民的寬容意識

　　無論是在社會與個體之間，還是個體與個體之間，寬容都被作為一種社會和諧振動的倫理準則而為民主政治所要求;寬容是對多樣性的相互平等和求同存異，寬容是差異之中的和諧;寬容是人際之間、國際之間和平相處的依靠。寬容不僅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政治訴求，它要求共同體的組織者要確立對不同信仰、文化意見和風格的尊重。寬容不是屈從和縱容，而是由承認普遍人權而促進的積極態度。寬容肯定的是人道、人權和多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否定教條主義、絕對主義、獨裁主義和一元主義的荒謬和殘酷，其目的在于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寬容意識的培養，也是公民文化建設中公民修養應具備的內容。

　　核心論文刊發須知：《學術探索》雜志，原名《云南學術探索》，創刊于1993年8月，1998年更名為《學術探索》，此刊名一直沿用至今。本刊是由云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的一個綜合性社科刊物，融知識性與學術理論性于一體，內容豐富、學術性強、信息量大、可讀者性強，有民族地方歷史文化特色，是了解云南及國內學術理論研究和改革開放實踐狀況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