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7年12月15日聯合國氣候大會正式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自此全球經濟進入低碳化時代。面對全球低碳化浪潮，中國這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的能源消費大國將面臨來自經濟、貿易及技術創新方面的諸多挑戰。只有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制度框架的制定和創新，推動低碳技術的開發和運用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走上低碳化的發展道路。
關鍵詞：低碳經濟;能源;環境;技術
碳經濟是人類社會面臨日益加劇的全球氣候變暖壓力下提出的一種新的發展理念，是通過技術創新和應用來替代化石能源消耗的經濟增長模式。2003年，英國政府發布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首次提出“低碳經濟”概念。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完成了《斯特恩報告》，該報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
發展低碳經濟對中國而言不僅是順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更是未來經濟發展擺脫資源和環境雙重約束的必由之路。但是長久以來中國一直走的是傳統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并且正處于重工業發展、城市快速擴張的工業化中期階段，中國經濟向低碳化轉型必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一、 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挑戰
(一) 中國經濟將長期保持高碳化
首先，我國是世界上主要經濟大國中最依賴于煤炭的國家，中國能源以煤炭為主，煤炭在中國能源結構中長期占70%以上。煤炭是化石燃料中含碳最高的品種。2006年中國消費石化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83%來自煤炭，2008年中國近2/3的能源用于發電，近800GW電力發電中有3/4是火力發電。
其次，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快速膨脹的重工業如能源業、鋼鐵業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增長，導致能源需求急劇上升。中國在2000到2005年間，消耗了全球16%的初級能源，占到此間新增能源需求的55%，并在2006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國。
第三，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也遠遠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國的工業鍋爐的能源效率僅為西方發達國家的80%;鋼鐵、冶煉行業的能耗是西方發達國家的2倍;鼓風機及水泵的能源利用也僅為國際水平的85%;國產電動機在產生相同動力的情況下，其電力消耗量比國際水平高5%--10%。不僅如此，我國還是世界上單位能耗最高的國家之一，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美國、歐盟、日本分別高2.5倍、4.9倍、8.7倍。[1]利用率低、能耗高意味著未來我國在節能方面將面臨巨大的壓力。
單一的能源結構、落后的能源利用效率使中國成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最快的國家，2000年至2006年中國消費和燃燒化石燃料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長12.5%，是同期世界平均排放增長速度的3.8倍。中國碳排放占世界總排放量的比重從2000年的12.3%提高到了20.6 %，在同期世界的增量排放中占59%。
由于缺乏資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創新的滯后性以及創新能力的差異，中國在短時期內很難擺脫高碳化的發展模式。就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而言，經濟發展就意味著碳排放的增加。因此國際低碳經濟發展的浪潮很容易使中國陷入環境與發展的兩難困境。
(二)來自貿易領域的挑戰
首先，在國際貿易中中國制造將遭遇更多的綠色貿易壁壘。
近幾年，隨著低碳經濟理念的提出和發展，發達國家又開始以環境保護為名的新一輪貿易保護，各種與環境有關的強制性市場準入限制和技術壁壘層出不窮。從今年1月開始，法國環境與能源管理部門將強制性要求在法國境內銷售的商品披露環境信息，即所謂的碳標簽。日本農林水產省也宣布從今年4月份開始實施農產品碳標簽制度。現在，碳標簽已經在越來越多的歐美發達國家開始推行。目前，世界1000多家頂級買家已接受低碳理念，其中包括聯合利華、屈臣氏等。世界零售巨頭沃爾瑪要求10萬家供應商必須完成碳足跡驗證，這意味著非低碳的產品將無法進入這些跨國公司的采購系統。
中國目前是鋼鐵、化工產品和各種工業制成品的生產和出口大國，這些產品的生產過程不僅能耗高、污染大并且產品技術含量低利潤率有限。因而中國出口企業長期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徘徊，短期內無力進行低碳技術改造。各種以低碳、環保為名的綠色壁壘必然使中國企業出口的傳統制造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遭到排擠，進而使中國出口企業面臨巨大挑戰。
其次，我國出口企業將面對環境成本的約束
日前，2009年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擬從2020年起對來自未采取措施減排溫室氣體國家的鋼鐵、水泥、玻璃和紙張等進口產品征收“邊境調節稅”也就是碳關稅。法國議會2009年10月份也通過了從2010年起征收碳稅的議案，對那些在環保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的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隨后，歐盟也宣布從2012年開始將飛越歐盟天空的2000多家航空公司納入其碳排放交易體系，碳關稅的征收已如箭在弦。
發達國家通過碳標簽、碳關稅等制度以“低碳”的名義將環境成本納入國際貿易體系，中國企業想要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要么就繳納碳稅要么就必須進行技術改造達到國際標準。而中國又是以出口高碳、高能耗的重工業品和工業制成品為主，節能、減排成本巨大并且短期內根本無法實現。我國經濟一直是以出口為主外貿依存度相對較高，如何在考慮環境成本的同時保持原有的出口產品國際市場份額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三)來自技術領域的挑戰
首先，企業缺乏低碳技術創新的長效動力機制。企業采用低碳化的生產模式或者生產低碳產品必須首先引進低碳技術或者進行低碳技術的自主創新，這必然會導致短期內生產成本的急劇上漲，而中國目前還沒有制度化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或者碳排放稅，低碳化產生的環境收益從性質上說仍然是一種社會收益，無法內部化為企業利潤。另外，由于低碳產業使新興產業發展前景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再加之低碳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明顯，因而短期利潤最大化的傾向決定了企業不會主動采用低碳生產模式更不會成為低碳技術創新的主體。
其次，我國低碳技術創新領域的研發能力薄弱。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R&D投入不足。我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大概是1.4%左右，而世界水平是1.6%，發達國家是2%。[2]另一方面，中國在低碳技術領域起步晚、起點低并且缺乏專業人才。在技術創新方面歐盟國家20年前就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我國涉足低碳技術領域不過5年。由于缺乏核心技術開發人員，我國現有低碳技術仍以中低端為主，核心技術缺乏。基本上只能對國外技術進行模仿式的創新許多核心技術以及引進技術的核心零部件依然要依賴進口。
二、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對策
首先，構建完善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和環境稅收制度。在世界經濟低碳化的今天，環境已經不再是一種沒有價格的公共物品。構建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就是要通過市場交易實現環境資源的合理配置，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企業運行成本，從而激勵企業真正成為低碳技術創新的主體并建立長效激勵機制。
其次，加強低碳經濟立法。目前我國涉及低碳經濟發展的法律主要有：《節約能源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但從總體來看現有的法律法規在可操作性和協調性上還存在諸多不足，因此,政府應借鑒和吸收國外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致力于低碳經濟立法體系的構建，為低碳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法律保障。
第三，充分利用清潔發展機制(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加強國際間的技術合作與交流。
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核心，是允許發達國家通過與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級的合作，獲得由項目產生的“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概括地說，就是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效果的項目，項目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減排量用于發達國家履行《京都議定書》的承諾，即以“資金+技術”換取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權。通過這種形式的合作中國不僅能通過出賣減排額度積極參與國際碳市場的交易，另一方面也能為中國艱巨的低碳經濟發展倡議提供資金和技術。據聯合國間氣候變化公約秘書處統計，截至2009年中國通過CDM獲得的資金支持在10億美元以上遠遠超過中國從各類多變和私人基金中獲得的支持。[3]未來我國可以通過CDM加強傳統工業改造以及節能、減排技術方面的技術轉移。
參考文獻：
1.肖韶峰 低碳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機遇對政府與企業的博弈均衡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2010年第12期
2.周艷 王子龍 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與制度安排[J] 科學管理研究 2011年第29卷第3期
3.王巖 楊志 發展低碳經的進展、挑戰和機遇 科學管理研究[J] 第28卷第5期
4.趙卓 肖利平 發展低碳經濟的技術創新瓶頸與對策[J] 中國科技論壇 2010年第6期
5.李孟 能源結構約束下的技術創新與中國低碳經濟困境[J] 江蘇社會科學 2011年第12期
6.《低碳經濟——中國用行動告訴哥本哈根》[M] 中國人們大學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研究所 2010年第一版 石油工業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