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城市比較優勢;上海;江南
摘 要：江南地區歷史上先后存在過四個文化中心，即南京、杭州、蘇州與上海。南京與杭州都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為文化中心，而蘇州與上海則主要因經濟地位提升而成為文化中心。合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為一體，是古代首都功能的常態，這是由其時中國城市特性所決定。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交通發達，聯系便捷，經濟一體化加速，蘇州在交通、貿易、人才諸方面優勢明顯，遂成著名經濟中心，連帶而成文化中心。近代上海在交通便捷、貿易發達、社會安全等因素綜合作用下，成為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上海與蘇州在自然稟賦、經濟結構等方面盡管有不小差異，但在合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為一體方面，兩者形成機理與社會背景卻高度一致。在閉關自守時代，蘇州優勢大于上海，海禁大開以后，上海優勢大于蘇州。于是，明清江南文化中心在蘇州，近代開放以后，便移到了上海。
從較長時段來看，江南地區文化中心存在著隨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的變化而轉移的兩種傾向。南京與杭州均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為江南文化中心，蘇州與上海則主要因經濟地位提升而成為江南文化中心。
一
南京是江南地區第一個堪稱文化中心的城市，也是第一個因政治地位提升而成為文化中心的城市。
先秦時期，江南屬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在司馬遷、班固等史家筆下，這里土壤卑濕，丈夫早夭，地廣人稀，火耕水耨，在全國數得出的城市與文化名人，均寥若晨星。西漢以后，這里經濟有所發展，農業、漁業均有明顯進步。三國孫吳對這里的經營，使這一帶面貌大變，進入 “谷帛如山、民無饑歲”階段。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導致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極大地促進了江南地區的發展。南朝時的江南，已是“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1孫吳、東晉與南朝的宋、齊、梁、陳，均定都建康(建業、金陵、江寧、南京)。經過三百多年的經營，建康已是超過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全國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中心。這里街道寬敞，宮殿巍峨，寺廟莊嚴，儒學、玄學、文學等機構林立，文化名人薈萃。其時江南，盡管還有京口(鎮江)、毗陵(常州)、吳郡(蘇州)、會稽(紹興)、余杭、東陽(金華)等城市，但它們的繁盛程度與文化影響，均不能望建康之項背。
杭州是江南第二個因政治地位提升而崛起的文化中心。杭州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秦代，但其文化中心地位的確立，則始于五代時吳越國定都這里。正如宋人所言：“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二郡，因錢氏建國始盛。”[1]59以軍功起家的錢鏐，頗懂安邦治國之道，保境安民，不輕用兵，興修水利，發展生產，鼓勵貿易。錢氏祖孫三代統治吳越國僅七十多年，但對杭州城市影響極大。他們在原杭州城治所的基礎上，建設了包括子城、夾城、羅城三重環繞新的都城，并修筑錢塘江堤，治理西湖，開辟道路，興建宮殿，奠定了杭州作為偉大都城的物質基礎。北宋時，杭州已是全國性大城市。南宋定都杭州，更有力地促進了杭州的發展，成為人口超過百萬的世界著名大都市，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南宋時期，盡管江南地區還有一批頗有影響的城市，如蘇州、揚州、江寧(南京)、明州(寧波)、秀州(嘉興)、溫州、江陰等，但其規模與影響都遠不及杭州，蘇州、揚州都因遭受兵燹而有不同程度的衰落。
二
古代中國大城市，均為國家行政體系中的關鍵節點，都城是一國行政中心，郡城(省會)是一郡(一省)行政中心，沒有脫離行政系統之外的獨立城市。這是中國城市與歐洲城市的關鍵不同。合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為一體，是中國首都功能的常態。南京、杭州如此，長安、開封、成都等曾經作為都城的城市亦如此。在這種格局與傳統下，明清蘇州，作為非首都城市成為江南地區文化中心，就顯得相當特殊了。
關于明清蘇州作為江南文化中心問題，學界已有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這里僅撮其要者，作一概括。
明清蘇州作為江南文化中心，有以下三個方面突出表現：
(一)文化人才薈萃，作品繁盛而卓越
明清蘇州普遍重視文化，重視教育，書院多，文人眾。蘇州府考取進士，明代1055名，占江南考取總數27.3%;清代827名，占江南考取總數20.6%。其中狀元數量，明清江南共79名，蘇州府34名，占了43%。[2]蘇州因此獲得“狀元之鄉”的美譽。
科舉之外，凡與文相關的方面，文賦詩詞、書法繪畫、戲曲音樂、雕刻園林、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方面，蘇州均很發達，人才蓊郁，作品繁盛。
明代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前七子”“后七子”中，徐禎卿、王世貞都是蘇州人;明代歸有光是崇尚唐宋古文的著名作家，畫壇“吳門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風靡一時，成為中國傳統繪畫的主流;清代錢謙益、沈德潛、吳偉業均為文壇領袖，徐釚所著《詞苑叢談》是當時詞學經典。至于通俗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等，更是名著眾多，膾炙人口，許多代表性、巔峰性作品出自蘇州作家之手。馮夢龍編著的短篇小說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是那一時期言情小說的代表;魏良輔變革昆山腔，使昆腔傳奇成為明清戲曲主流劇種，被后人奉為昆曲始祖;梁辰魚創作的《浣紗記》、李玉創作的《清忠譜》、朱佐朝創作的《漁家樂》、朱創作的《十五貫》，都是清代戲曲經典。
數學、天文學方面，最杰出的是王錫闡與李銳。王錫闡既勇于接受自西洋數學、天文知識，又不迷信，努力會通中西，自成一番氣象。李銳整理、疏解大量中國傳統天文學、數學典籍，同時吸收西方數學知識，會通中西數學，成就極高。
醫學方面，吳有性在研究各色傳染病方面，唐大烈在集會講學、切磋醫學、編輯《吳醫匯講》雜志、開創吳門醫派方面，葉天士在研究溫病學方面，均領異標新，獨步一時，影響甚廣。
至于顧炎武在經學、史學、地理學等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三惠(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祖孫三代，以及惠棟學生江聲在考據學方面的非凡業績，錢大昕、王鳴盛在經學、史學方面的杰出成就，唐甄、馮桂芬在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造園家計成造園名著《園冶》的歷史地位，蒯祥領導建造紫禁城的非凡成就，早已為世所熟知。
(二)分工細密，精益求精
明清科舉考試并不是完全實行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錄取制度，而是實行分省取士制，即根據各地的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同，對錄取名額進行有差別的定額分配。1這么一來，應試者眾的江南地區，錄取率就大大降低。據研究，清代江浙等省應試士子與中舉名額之比，通常超過100∶1，高的可達145∶1，而北方順天府和商籍的錄取比例則在20∶1至50∶1之間。[3]其結果，99%以上的江南讀書人，在由學而仕的道路上走不通，有相當一些人便去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即使在沒有明確知識產權規定的時代，知識產品也存在著原創性、獨占性品質。一個問題前人研究過了，出了成果，后人就不能再重復一遍，如果重復也沒有價值。這樣，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數與學術專業內部的分工細化，必然存在著一定比例關系。某一領域從業人員少，則分工粗疏，從業人員多，則分工細密。分工細密會促使學術趨于系統、精細、實在。學術如此，技術、藝術也如此。康熙雍正年間，蘇州加工布匹、絲綢的踹坊，就有450多家，那么多家相互競爭，相互學習，布匹、絲綢質量自然非同尋常。蘇作工藝種類多達五十余種，且分工專業，加工精細，制作講究，所以水平格外高超。[4]
同行眾多，必然帶來競爭。蘇繡、蘇玉、蘇雕、竹刻、“四王”的繪畫、顧炎武、錢大昕的考據，各種頂尖的學術、藝術，都是沿著精益求精路子，獲得成功的。蘇作雕工玉器以小、巧、靈、精出彩，無論圓雕、平雕，都優美別致，圖案線條剛柔結合，不留碾琢痕跡。史稱“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吳郡”。2
(三)引領時尚，影響廣遠
明代江西人章潢曾如此稱贊蘇州地區文化：“夫吳者，四方之所觀赴也。吳有服而華，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則以為弗文也;吳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則以為弗珍也。服之用彌博，而吳益工于服;器之用彌廣，而吳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吳侈，而天下之財皆以吳嗇也。”3在審美情趣方面，蘇州已獨立潮頭。
類似的評論，還有很多。張瀚記述：“自昔吳俗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制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于吳者，又安能挽而儉也”。4張岱也說：“且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如一巾幘，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蘇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蘇人巾又變低，袖又變小矣。故蘇人常笑吾浙人為‘趕不著’，誠哉其趕不著也!”[5]106“趕不著”三字，生動地描繪出蘇州在服飾方面引領角色。王士性曾在多處為官，見多識廣，他說：蘇州人聰慧，喜歡藝術，“又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其賞識品第本精，故物莫能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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