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萬州古代修筑寨堡的歷史久遠。作為三峽庫區腹心地帶的萬州，“上束巴蜀，下扼夔巫”，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寨堡防御體系成為影響區域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萬州古寨堡、碉樓和崖居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對于研究鄉土建筑的演變、發展有重要的文物價值;作為萬州獨具特色的文化景觀，對推動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萬州;寨堡防御;歷史時期;價值
顏澤林
萬州地處四川盆地東緣，山巒起伏，溝壑縱橫，幅員3 457平方公里的轄區內，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本文著重探討萬州古代建筑中以寨(城)堡、碉樓、崖居為形式存在的防御體系。根據學術界的普遍認識，古人傾力構筑寨堡、碉洞，目的是憑借專屬的建筑形式，防范侵擾和躲避戰亂，獲得自身安全，即《晉書》所記“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據險筑堡以自固”[1]卷一一五《苻登傳》。作為以防御為第一要素的古寨堡聚落，是特定時期依據特殊的地理環境而建成的，同時具有一定的時間延續性和空間拓展性。寨堡、碉樓與崖居，是構成萬州古代寨堡防御體系的主要元素，溝、梁、埡口則是相應的輔助元素。寨，古人或作砦，《辭海》釋為防衛用的木柵，引申為軍營;堡，土筑的小城，泛指軍事上的防御建筑;碉樓，又稱箭樓，俗稱樓子，有的地方也叫炮樓，多用磚、石、混凝土等材料筑成;崖居，即崖壁上的住所，有的地方稱洞寨，民間俗稱蠻子洞。它們都是古代乃至近現代為了加強所屬區域的軍事防御以防匪防盜的建筑形式，由地方衙署、鄉紳或鄉民在轄區內的高山峻嶺、重要隘口、崖壁間，依山就勢，因地制宜，結合當地的地理條件和特點，進行建造，從而形成的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寨堡聚落或建筑物。清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云：“自寨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據守。”[2]卷十一《策略》375
萬州位于三峽庫區腹心地帶，“上束巴蜀，下扼夔巫”[3]1，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期以軍事為主的寨堡建筑就開始出現在區境內。據清同治《萬縣志》著錄，萬州境內的寨堡、碉洞等達447處[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4-243;又據民國《萬縣志》不完全統計，寨堡、碉洞增至564處[5]卷一《輿地志·阨塞》。今萬州境內仍存留著清至民國年間規模不等的防御寨堡群，環繞分布，層層拱衛，成為研究三峽軍事文化的重要物證。
一、萬州古代寨堡防御體系的歷史分期
萬州修筑寨堡的歷史久遠，依據文獻史料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可以將萬州古寨堡防御體系分為四個重要時期，以及在不同時期衍生的比較突出的階段。
(一)蜀漢三國時期
這是萬州古寨堡形成的雛形時期。蜀漢章武六年(221)，昭烈帝劉備憤恨東吳偷襲荊州殺死關羽，親率4萬官兵，從成都出發，討伐東吳[6]卷三十二《先主傳》。相傳途經萬州天成山(今天生城)時，曾屯兵其上，天生城因此成為萬州最早的軍寨。元初王師能《宣相楊公攻取萬州之記》碑文載：“萬在江北，城號天生，昔昭烈上經蜀漢，下窺三峽，于此乎插劍，蓋荊蜀之要會也。”[7]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云：“朐?縣，(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8]卷一《巴志》其大小石城指的就是今云陽磐石城、萬州天生城。說明自三國兩晉以來，萬州已是三峽地區的軍事要地。
(二)南宋抗元時期
這是古代萬州由官方主持修建寨堡防御的重要時期，天生城成為南宋巴蜀山城防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宋時期，蒙古部落崛起，于嘉定十一年(1218)、寶慶三年(1227)、端平元年(1234)吞滅西遼、西夏和金國，成為北方最強大的蒙古帝國。隨后分三路進攻南宋，其中一路攻打四川，企圖沿江東下直取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市)。宋室深知四川是其賴以生存的錢糧支柱，力圖保全[9]。淳祐二年(1242)授余玠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抗衡蒙軍。余玠采納播州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余玠推而廣之，“卒筑青居、大獲、釣魚、云頂、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也”[10]卷四一六《余玠傳》，并以重慶為大本營，釣魚城為山城防御之首，如臂使指，相互聯絡;以山為城，修城筑寨，利用城寨易守難攻的特點，抗擊蒙軍鐵騎，收到奇效。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釣魚城時，被宋軍流矢射中而亡，這是宋軍利用寨堡作為防御取得的重大勝利，改變了當時世界的軍事格局。而萬州天生城正處于聯系和拱衛重慶、夔州(今重慶奉節縣)兩地的中介地位，作為三峽地區防御蒙古軍而多次修筑的主要寨堡，在宋蒙戰爭史上有著重要影響[11]。
(三)明末至清嘉慶、咸豐時期
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急劇動蕩時期，也是萬州大規模修筑寨堡、碉樓、崖居的主要時期。
第一階段：明末清初。崇禎十七年(1644)張獻忠由三峽入川，連克大寧(今重慶巫溪縣)、大昌(今重慶巫山縣大昌鎮)、巫山、夔州等府縣[12]。二月，張獻忠進占萬州，從李家河、分水場向梁山進襲[13]66。清初“夔東十三家”(又稱“西山十三家”)抵御清軍，也活動在三峽地區，其中譚弘據守天生城[13]69-70。“夔東十三家”繼承了李自成時代大順軍的優良傳統，堅守民族氣節，與清軍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以自己的生命去實踐民族大義。從順治二年(1645)到康熙三年(1664)，“夔東十三家”二十年如一日，戰斗于三峽，生息于三峽，輝煌于三峽，顛覆于三峽，表現出濃烈的“三峽情結”[14]。這一時期的防御，除了利用既有的城寨外，也新筑了一些寨堡，數量不多，舊縣志上記載較少。
第二階段：清嘉慶年間，掀起了巴蜀地區及萬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修筑寨堡的高潮。嘉慶元年(1796)，張正漠、聶杰人、王聰兒(齊王氏)等白蓮教徒在湖北起事，巴蜀及其他地區紛紛響應，曾走萬縣三正、大周至云陽[13]70，引起了清廷的恐慌。清軍運用常規戰術進行圍剿，但由于白蓮教流動性大，“楚攻急則潰入秦豫，秦攻急則潰入蜀豫，蜀攻急則潰入秦楚，豫攻急則潰入楚秦”[2]卷十三《平定教匪總論》417，收效甚微。清將明亮、德楞泰根據白蓮教“行不必裹服，住不籍棚帳，黨羽不待征調，蹂躪于數千里”的特點，提出《籌令鄉民筑堡御賊疏》[15]。四川合州知州龔景瀚也在《堅壁清野議》中，提出“為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16]卷二十一《武功志》。清廷吸納他們的建議，又采取襄陽梁有谷的“筑堡團策”，詔令大規模修筑寨堡。一時間川渝地區寨堡盛行，在當時為鄉民自保和剿滅白蓮教，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階段：清咸豐至同治年間。咸豐九年(1859)四月，藍大順(藍朝鼎)、藍二順(藍朝柱)等在云南大關縣牛皮寨聚集起義，于同治元年(1862)進入萬縣邵家、余家、武陵、瀼渡等地[13]80，境內戰事緊張，萬州再次掀起修寨筑堡鑿洞的高潮。同治《萬縣志》載：“川楚教匪之亂，蜀以堅壁清野制之而定，此古人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善法也。萬縣多山，舊有寨洞，滇匪入蜀，民益即巖為寨，就嶺為堡，絕壁洞之，廣坪碉之，交錯盤距，遠近相望，不可勝計……藉使智者聯寨為一，堅壁清野，而分扼賊攻;賊攻一寨，則一寨固守，眾寨截其歸路;彼進不得戰，退不可據，野無所掠，不走則成禽耳。”[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4在朝廷倡導下，各地官紳富戶人家相繼修筑寨堡以據守，藉以保一方安寧。
(四)清末至民國時期
這是萬州寨堡、碉樓、崖居修筑的補充時期。當時軍閥混戰，社會更加動蕩，土匪橫行，鄉紳、民眾為了防戰亂、防土匪，第三次掀起修寨筑堡的高潮。多數是在原有寨堡的基礎上進行補筑，也有一些增筑，作為轄區內最重要的防御手段。
二、萬州古代寨堡防御體系的類型及建造特點
根據史志記載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萬州區現有的寨堡、碉樓、崖居遺存，按建筑形式可分為以寨(城)堡建筑或寨(城)堡組合聚落的寨堡類、以獨立碉樓或碉樓組合的碉樓類、以洞室崖居或巖隙崖居的崖居類、寨(城)堡與碉樓組合類、崖居與碉樓組合類5種類型。
(一)寨堡類及其建造特征
以寨(城)堡為主的建筑，依山就勢，根據自然山形進行構筑，多數選址在地形比較險峻的山頂或山包上，利用山形將寨墻合圍而成。這種民居建筑防御性強，是作為屯兵據守或藉以自保的主要依托。寨(城)堡的建造特征，一是地理位置的選擇，一般建立在獨立的山體上，大都地勢險要，山頂臨絕壁，一面為通寨(城)石路，憑恃山高陡險、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抵御匪患侵擾。二是建筑材料的選擇，基本上就地取材，寨城墻體用山頂或周邊開采并經打制成比較規整的條石進行砌筑，一般長1～2米，高0.4米左右，寬0.4～0.45米。三是修建形式的選擇，多因勢而建，擇險筑寨，利用天然山體進行構造，其閉合形狀與山勢相同，寨墻環繞山體而建，局部地方借助懸崖峭壁形成天然的寨(城)墻。整個寨(城)堡由寨(城)墻、寨(城)門或卡門合圍而成，寨門類似城門，因而有的寨也稱為城。寨墻高3～8米不等，上有墻垛、射擊孔、瞭望窗等。部分寨(城)外或者交通要道上還設有卡門，作為寨(城)的第一道防御，也起到觀察外部情況的作用。寨門一般高2米，寬1.5～2米，面積較大的寨(城)，寨(城)門也較多，寨(城)內有比較齊全的生活設施，既有傳統的民居建筑，也有田地、水井、水塘等，足以容納較多人員居住。萬州現存最具寨堡防御特點的是天生城，又稱石成山、天城山、天城寨，民間俗稱天子城。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曰：“石成山，在州西五里，四面垂崖峭壁，惟東南隅可徑而登。”[17]卷一七七《夔州府路·萬州》同治《萬縣志》載：“天城山，在縣西五里，四面峭立如堵，惟西北一徑可登。一名天生城，相傳漢昭烈曾駐兵于此，即《華陽國志》所云小石城山也。其上有元至正十三年總管王師能《天城石壁記》云：‘萬在江北，城號天生，昔昭烈上控蜀漢，下窺三峽，于此乎插劍，蓋荊蜀之要會也。《紀勝》云：‘天城山，三面峻壁，惟山后長延一脊，容徑尺許，累石為門。俗亦謂之天子城，以昭烈名也。”[4]卷四《地理志·山川》178“天城寨，山勢雄奇，高數百丈，絕壁凌空，四圍無隙，有如劖削。巖間有呂師愈創修、呂師夔重修碑記。近鑿塘四口，并下修再成，以利汲水，可容千余家。天城、椅城、萬戶(斛)三寨，皆近城名寨，為縣西南保障”[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8。2017年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對天生城進行考古勘探、發掘，結合現存寨城遺跡，探明天生城共有東、南、西、北4道城門及南北城門的卡門，城墻從前城門延至后城門，自南至北依山勢，至東建中城門，西邊懸崖成為天然屏障，形成山高險陡、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藉此優勢筑造山頂內城，面積17萬平方米;東(中)城門下的兩道一字城墻和長約100米的外城墻構成天生城的外城，鵝公包的北外城構成天生城的甕城，整個防御體系絲絲入扣，有條不紊，足以抵御蒙古鐵騎的持久攻伐。城上3個南宋采石場和2個清代采石場遺跡，表明當時是就地采石取材筑城筑寨。這類寨(城)堡遺存還有萬州太白街道辦事處永寧寨、高梁鎮椅子城、沙河街道辦事處萬戶城(今稱萬斛城)。“椅城寨，山勢雄峻，高數百丈，廣數千丈，峭絕三面，一面砌石為城。其山再襲，因修下層環衛之，可容數千家。寨西有峰特立，銳如錐穎。嘉慶三年教匪將攻椅城寨，適帶兵官白某至，樹幟峰尖，賊見即退，后遂呼為‘插旗山”[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7。萬戶城寨，“山勢雄偉，高如椅城，周圍將十里，巉巖峭壁，間砌石墻。中有數百石谷田，塘三十余口，可容萬家”[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8。此外還有李河鎮騎龍寨、柱山鄉順天寨、太安鎮牟家寨、分水鎮煌興寨等。何其芳幼年對修筑至安寨(今稱包家寨)有清晰的記憶：“看到石匠們用鑿子把那些頑強的巖石，打成整齊的長石條。”[18]8“寨子的后面都是懸崖峻壁，前面是石頭城墻，城墻下面四五尺寬的甬道也是石頭鋪成的，開門只見石頭。”[18]9這些記憶伴隨何其芳成長，從萬縣到北平，從學生到詩人，歷久彌堅，終生不滅。
(四)寨碉組合類及其建造特征
這種類型的建筑形態，就是寨(城)內除了一定的民居外，還建有碉樓。建造者往往是比較富裕的鄉紳，以寨(城)墻作為第一防御手段，又把寨(城)內碉樓既作居住場所，更是重要的防御設施。建造特征是碉樓常常建在寨(城)旁邊，也有建在中間的，不但瞭望視野廣闊，相互聯絡方便，更是重要的第二道防御。碉樓比寨(城)墻更堅固，防御作用更好。萬州區內現存太安鎮司南祠、柱山鄉青云寨等。
(五)崖碉組合類及其建造特征
這種類型的建筑特征是以崖居為主，在崖居邊修筑碉樓。碉樓未能成為一個獨立體，而碉樓的修造是依據崖居的一部分進行砌筑，只有碉樓剖面的一半或者更少。碉樓里面分級而上，砌筑上有瞭望孔、射擊孔，底層有進出的石門，碉樓與崖居形成一個整體，崖居供居住，伴生的碉樓作為防御載體。這種崖居與碉樓的組合，防御功能比單純的崖居更好。典型遺存是甘寧鎮大巖崖居，在長約50米的崖居邊，砌筑了8層總高20米的碉樓。碉樓內借助崖居洞穴的有利地形，架設木板作為閣樓，加強防御，生活功能與軍事功能相得益彰。
三、萬州古代寨堡、碉樓、崖居的分布情況
萬州古代寨堡、碉樓、崖居究竟有多少?分布狀況如何?這需從萬州明清時代的行政區劃來回答。萬縣行政區劃明代以前無考，明清分里、甲。民國初期沿襲舊制，民國十六年(1927)始分區、鄉(鎮)。民國《萬縣志》載：舊制，全縣分為三里，曰大周里、三正里、市郭里;里有總甲，分十甲;甲大者兩分之，曰：前后某甲、大小某甲……城區則分為四堡……別區為六[5]卷一《輿地志·區分》。據同治《萬縣志》所載寨堡碉洞、民國《萬縣志》所記石城卡洞碉壘進行統計，同治五年(1866)全境防御性建筑物、構筑物計450處，其中寨(城)317處，崖居(洞)85處，樓(碉樓)45處，溝1處，梁1處，石1處;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全境防御性建筑物、構筑物、卡門、關隘等計704處，其中寨(城)383處，崖居(洞)97處，樓(碉樓)84處。70年間，寨堡、碉樓、崖居數比同治年間增加了117處。
從表1、表2可以看出，不論是同治年間寨堡碉洞的修筑(三正里一甲、五甲未收集)，還是民國年間的統計(第六區無碉樓數據)，防御建筑(構筑物)數量之多，基本上涵蓋了萬州當時的轄區全范圍，民國年間尤其突出;分布之廣，遍及境內主要山梁、隘口。這些寨堡碉洞不但是鄉民們躲避匪患、戰亂的避難所，整個防御體系以寨(城)為主，沿一些重要的山勢而選址修筑，也是對地方衙署、城市安全的防衛。從整體上看，該防御體系以萬縣城為中心，東有護城寨，南有翠屏寨，西有永寧寨，北有北山石城，向外延伸有天生城、椅子城、獅子寨，一直到羅田鎮的大寨城、小寨城，主圈、內圈、外圈層層防衛，形成了星羅棋布的萬州古代寨堡防御體系。
四、萬州古代寨堡、碉樓、崖居遺存的價值體現
萬州區內古代寨堡、碉樓、崖居等防御性建筑，以一種特殊方式記載了萬州的歷史與文化，保存了濃郁的鄉土氣息。作為特殊的地域文化形態和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科學研究價值和開發利用價值。
(一)具有典型特色的鄉土建筑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1999年4月在墨西哥第十二屆大會上通過的《鄉土建筑遺產憲章》中，關于識別標準有以下表述：群體共享的建筑方式;一種和環境相呼應的可識別的地方或地區特色;風格、形式與外觀的連貫性，或者對傳統建筑類型的使用之間的統一;通過非正式途徑傳承的設計與建造傳統工藝;因地制宜對功能和社會的限制所作出的有效反應;對傳統建造系統與工藝的有效應用。萬州古代寨堡、碉樓、崖居充分體現了《鄉土建筑遺產憲章》的諸多識別元素，遺存至今，是最具特色的鄉土建筑。
(二)萬州文化元素中突出的寨堡文化
萬州古代寨堡、碉樓、崖居的分布廣，數量大，不同的建筑風格及建造特點，在動蕩的社會中形成了萬州獨具特色的寨堡文化[20]，與當時的政治格局、軍事形勢等因素密切相關，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是研究本轄區乃至三峽地區歷史文化最直觀的“教科書”，特別是寨堡的選址方式、修筑主體、費用籌集(同治《萬縣志》記載有“籌防經費”)、總體布局、建筑樣式、管理方法、防御功能以及寨堡內的生活狀況等方面，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雖然在已逝的歲月里，因種種原因造成一些寨堡、碉樓、崖居被拆毀，但并不影響當今對寨堡文化的關注與探究。
(三)具有不可多得的旅游文化價值
寨堡、碉樓、崖居所在之地，風景秀麗，空氣清新，多數與古代驛道聯通，把古道文化和寨堡文化結合起來，加上千姿百態的奇山秀水，形成獨具特色的旅游文化景觀。尤其是崖居，往往是旅游、探險人士的理想之地，且能滿足都市人親近自然、返璞歸真的心理需求，是萬州不可多得的旅游資源。
正因為如此，對寨堡、碉樓、崖居的研究，必須從單純的保護模式，提升到以保護促利用的境界，把寨堡文化融入鄉村振興所關注的核心倡議，融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重要部署和渝東北三峽庫區城鎮群規劃建設的高質量發展新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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